去年秋天,我在首尔一间不起眼的咖啡馆里,见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读者。她是特意从水原坐地铁过来的,手机壳上贴着朴莫礼奶奶频道的贴纸。她问我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原话:”部长,您说我这个岁数,是不是也可以试试拍点什么?”那天我没能立刻回答她。写完《数字银发》这一卷之后,我才慢慢想清楚,该怎么回应这样的提问——答案不在”能不能”,而在”谁来决定她能不能”。
朴莫礼奶奶的故事,我在书里反复引用过一句她外孙女的话:她的频道并不是从一场精心策划的创业计划开始的,而是”借一次痴呆筛查的契机,由外孙女拍下她旅行的视频并上传”,没想到引爆了反响。这句话我每次重读都觉得意味深长——一件本来带着担忧色彩的家庭小事,反而成了打开另一段人生的门。如今她的频道订阅数已经到了115万,与外孙女导演搭档进入第8个年头,还经营着食品、化妆品品牌。她不再只是”被记录”的老人,而是自己故事的作者。
我在整理这一章的数据时,最先让我停下笔的是韩国言论振兴财团《数字新闻报告2025》里的一个数字:韩国60岁以上群体的YouTube使用率高达53%,是48国平均值26%的整整两倍;60岁群体里有82.6%、70岁群体里有93.1%的人,已经把YouTube当作消费新闻时事的主要渠道。这不是”部分老年人开始学着用手机”,而是一整个世代把镜头当成了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中国这边的规模更大——截至2025年6月,60岁以上网民已达1.61亿人,普及率52%,抖音上的银发月活用户超过2.14亿。写到这里我常提醒自己:这已经不是新奇新闻了,是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现实。
让我更在意的,是这个群体正从”观众”转向”创作者”的变化幅度。截至2025年6月,抖音上粉丝量百万以上的银发创作者至少有77位;韩国的媒体行业也已经把”Grandparent”与”Influencer”拼在一起,正式收进了标准用语——Granfluencer,爷奶网红。我在山东”田姥姥”的账号下翻看留言时,注意到一个和韩国截然不同的结构:她的3454万粉丝背后,是一整套由子女、孙辈分工负责策划、拍摄、剪辑、电商的”家族企业”。屏幕旁那辆”小黄车”一挂出来,同款面粉和酱油就能卖出月销数千万元人民币。这和朴莫礼、和73岁的Milanonna张明淑想把”自己一生的米兰留学、时尚故事讲给孙辈听”的初衷,几乎是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个先问”我想说什么”,一个先问”我们家能靠这个做成什么”。
我常被问到,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好”。老实说,写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放弃了去比较优劣。韩国的路径更像是个人叙事的复健——是”我走过的人生”第一次被认真地讲述出来;中国的路径则把这份叙事直接接入了家庭生计和地方经济,变成了农村青年的就业出口和农产品流通的新渠道。两种路径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到了六十岁、七十岁,是不是还有资格站到故事的正中央,而不是被动地等着被别人书写。张明淑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让我反复咀嚼的话:”不是镜头在拍我,而是我借着镜头向世界说话。到了73岁,我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声音’。”我想,这句话大概就是我这一整章想说的核心。
为了不让这一章停留在几个明星案例上,我又回头查了两国在制度层面上做了什么。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从2020年起持续推行的”老年层数字文解读教育”,到2024年累计参与人次已超过400万,课程里专门设了”短视频拍摄与剪辑”单元——换句话说,教长辈们用手机讲故事,已经被写进了国家的数字包容政策,而不只是子女在饭桌上顺手教一教。我在书里也记下过一段对话,是韩国老龄化研究院一位研究员对我说的:”我们过去总把’银发数字教育’定义成’教他们不被骗、不掉队’,但朴莫礼这样的案例逼着我们承认,教育的终点其实是’教他们能主动发声’——这两件事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句话让我重新理解了政策的边界:防止掉队是底线,而不是目标。
把镜头往后拉远一点看,这背后其实是两国几乎同步走到的人口拐点。韩国在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0.3%;中国60岁以上人口也已突破3亿,占比23%。政策语境也在同步调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24年起重点整治”将老人丑化或编排虚假孝道剧情”的内容,广告法修订也收紧了保健食品在银发内容中的表述空间。换句话说,当银发人口的绝对数量到了这个体量,社会对”老年如何被呈现”这件事,已经不能再交给娱乐逻辑随意处置,而需要认真地立规矩、划边界。这不是限制,我更愿意理解为——这个群体终于重要到,值得被认真对待。
写这一章的时候,我还翻到了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里面第一次把”银发经济”作为国家层面的正式提法写入政策文件,内容(내용) 涵盖养老服务、老年用品制造,也包括面向老年人的数字内容和文化消费。而韩国这边,雇佣劳动部从2024年起扩大了”老年再就业支援中心”的名额,把”数字内容创作者”正式列入了老年再就业的职种目录之一——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一位常年研究老龄政策的朋友告诉我,这类调整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当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结构已经无法回头,与其把老年人定义成”需要被抚养的群体”,不如认真评估他们还能创造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转变比任何一个爆款视频都更值得记录——因为政策的措辞变化,往往比流量数字更能说明一个社会真正在想什么。
写完这一章,我想留给读者、也留给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位长辈,其实也有一段想讲却没讲出口的故事?我们是习惯性地替他们”照护”,还是愿意像朴莫礼的外孙女那样,把摄像机递到他们手上,退后一步,让他们自己按下录制键?对于正在考虑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而言,或许也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我们把银发消费者当成”需要被照顾的对象”,还是当成”可以一起把内容和品牌做出来的伙伴”?那位在咖啡馆里问我的读者,后来真的开了一个账号,拍的是她在水原公园里教邻居打太极拳的日常。订阅数不多,但她告诉我,这是她这些年第一次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人愿意听到最后。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15章「老年人的”网红”生活」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包括朴莫礼、Milanonna与田姥姥、潘姥姥的完整对照数据,以及韩国企业进入中国银发创作者市场时需要留意的法律与文化边界。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前往图书详情页查阅: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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