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桥梁] 第3卷 · 第16章 · 谁还听我们说话——在九老老人中心的一个下午

朴洙璡专栏作家发布 2026/08/12 [16:01] 文章编号 54790

银色桥梁 · 第3卷第16章 (hero)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在首尔九老区一家老人福利中心做采访,准备为《银色桥梁》第三卷收集素材。坐在活动室角落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听说我在写一本关于中韩两国老年人生活的书,忽然放下手里正在叠的纸盒子,轻声问我:”你说的是我们这些人吗?可我们现在,谁还听我们说话呢?”这句话我一直没能忘记。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反复想着这句”谁还听我们说话”,最终把它写进了第十六章的开篇——因为它几乎就是这一章想要回答的问题。

在整理章节资料时,有一段数据反复出现在我的笔记本上:韩国19岁以上成年人中,10.8%的人认为”老年人”是遭受人权侵害和歧视最多的群体,仅次于残障人士。这个数字第一次让我意识到,那位老人的叹息并不是个人的孤独感,而是一种被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默认接受的认知——老年,正在被重新定义为”边缘”的代名词。我在书中写道,曾经作为家庭核心、被尊为长辈的老人们,如今”正被推向社会的边缘”,这句话不是修辞,而是我采访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听到、看到的现实。

为了把这种感受落到实处,我查阅了2024年韩国统计厅的老年人统计数据。60岁以上人口的社会孤立度高达40.7%,比20多岁人群高出16.2个百分点;独居老人家庭达213.8万户,占全部老年家庭的37.8%,其中18.7%的人表示”连一个可以求助的人都没有”。而经济层面的数字更让我在写作时几次停笔——韩国66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率高达39.7%,在OECD 37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一,几乎是14.2%的OECD平均水平的三倍。那位在活动室叠纸盒的老人,后来告诉我,她每天来这里,除了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挣一点点手工费”。我当时没有多问,但那句话此后一直提醒我,数字背后是具体的、每天要面对生计的人。

写这一章时,我特意把目光转向了海峡对岸。中国的情况和韩国走的是不同的路,却抵达了相似的终点。2013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经常回家看望父母”写进了法律条文——需要用法律来强制孝道,这本身就说明传统敬老文化已经陷入深重危机。而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4-2-1家庭结构”,让一个孩子要照顾4位祖父母、2位父母,共6位长辈,学者们称之为”远距离孝道”:直接的照料,正在被汇款和电话取代。我在采访中韩两地的老年照护机构时发现,这种”代际照料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两国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一个用法律条文强调义务,一个用市场和家庭结构悄然瓦解责任。

我常常想,为什么这次相遇会让我一直放不下。也许是因为,那位老人的问题——”谁还听我们说话”——恰好击中了这一章想要揭示的核心矛盾:老年群体是韩国20世纪60至70年代经济腾飞的主力军,为国家的现代化付出了整个青壮年时期,却因为国民年金制度直到1988年才建立,如今大量人处于养老金覆盖的盲区。失去经济能力的同时,他们也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同时失去了话语权。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73%的老年人表示”希望继续工作”——我在书里特别标注了这一点,因为这不仅仅是经济需求,更是一种渴望重新被”看见”、重新找回社会存在感的迫切呼声。这句话,或许就是对那位老人叹息最贴切的回应。

我在第十六章里还引用过另一段话,来自一位在北京西城区做社区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她对我说的原话是:”很多老人不是缺人照顾,是缺人说话。”这句话和九老区那位老人的叹息几乎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达。中国民政部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空巢老年人家庭占比已超过一半,城市地区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比例更高;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开始试点”时间银行”——年轻志愿者陪伴老人的时间可以存起来,将来换取自己年老时被陪伴的时间。我采访过一位参与试点的六十岁志愿者,她说自己一开始是想”攒时间给以后的自己”,后来却发现,每周去陪一位独居老人聊两小时天,变成了她自己生活里最不愿意取消的安排。这种从”交易”悄悄变成”关系”的过程,我在书中把它当作一个微小但真实的例证——制度可以从功利的动机开始,却未必只停留在功利的层面。

把这些片段并排放在一起看,我越来越确信一件事:老年人存在感的消失,并不是老龄化本身必然带来的结果,而是社会没能及时提供新的角色和位置的结果。韩国国民年金制度的滞后,让一代为国家现代化付出代价的人在晚年陷入经济与话语的双重边缘;中国”4-2-1″家庭结构下的”远距离孝道”,让直接的陪伴被汇款和视频通话悄悄替代。两种路径不同,结局却都指向同一个空落落的房间——一个人坐在里面,却没有人问她今天过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正是为什么那句”谁还听我们说话”值得被反复书写:它提醒我们,尊严的丧失往往不是轰然发生的,而是在无数次”没空听”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把视角拉远一些看,这一切并非某个国家的特例,而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在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面对的课题。韩国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老龄化进程,2025年正式迈入超老龄社会;中国则在2024年60岁以上人口达到3.1亿,预计到2035年将突破4亿。两国政府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韩国提出”新老年群体”概念,不再把老年人视为被动接受照料的对象;中国国务院在2024年首次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的意见,尝试把老年人重新定义为”经济主体”。这些政策转向,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无数个像那位老人一样的叹息的迟到回应。

写完这一章后,我总会想起自己将来也会老去的那一天。如果社会地位的滑落是老龄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能否至少改变”听不听”这件事——愿不愿意停下脚步,认真听一位老人讲述她今天叠了多少个纸盒子,挣了多少手工费,又想起了什么往事?我想把这个问题也留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上一次你完整地听一位老人讲完一段往事,不打断、不催促、不看手机,是什么时候?我在书中把这称作”从隔离走向融合”的可能性,无论是韩国正在尝试的代际共鸣项目,还是中国民间兴起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把老年人重新请回对话的桌前,而不是让他们独自坐在活动室的角落里。

这个九老老人中心的下午,以及那句”谁还听我们说话”背后的更多故事、更完整的数据和中韩两国的政策对照,我在《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16章「社会地位:从”权威”到”边缘”」中做了更详细的记述。如果你也曾在某个瞬间,被一位老人的一句话轻轻叩问过,或许可以在这一章里,找到更多值得停留的理由。图书详情请见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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