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去年冬天，我在首尔江南一栋老公寓里采访一位七十岁出头的老太太。她一边给我倒茶，一边随手拿起手机，几下点触，说”这个降压保健品我在酷澎订了，明天早上就到”。我愣了一下——不是因为她会网购，而是因为她说这话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我去楼下买瓶酱油”。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脑子里那个”老年人对数字世界手足无措”的印象，早就该更新了。
我把这个场景写进了笔记本的第一页，后来它成了这一章的开篇。老太太告诉我，她最初是看孙女用手机点外卖学会的，”孩子们没工夫一步步教，我就自己一点点摸索，摸错了也没关系，退货很方便”。这句”退货很方便”，我后来在很多受访者口中反复听到——对银发族而言，网购能不能被信任，很多时候不取决于界面多花哨，而取决于”出了错能不能挽回”。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做产品设计的人容易忽略的细节。
回到首尔之后，我把这次采访和统计厅的数据放在一起看，才明白这不是个别老太太的偶然选择，而是一整代人的集体转身。2024年，韩国60~64岁年龄段的网购交易额较五年前暴增141.7%，交易笔数增长65.4%，在所有年龄段中增速最高。50岁以上群体的网购总消费额已经突破年均1万亿韩元。换句话说，这不是”个别接受新事物的老人”，而是一个正在快速扩容的消费群体，正在用真金白银改写市场的想象。他们买得最多的是食品饮料，占比54.8%，其次是生活用品和服装——很日常，也很”过日子”。
几个月后，我因为系列采写去了一趟北京，在一位退休教师家里，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画面。她七十六岁，每天固定时间打开拼多多，不是自己一个人买，而是等孙子放学回来一起”砍价拼团”。她笑着说，这是她和孙辈之间少有的”共同作业”——孩子发链接，她负责点开、付款，两代人隔着屏幕完成一次小小的协作。这让我想起韩国那位老太太的”独自摸索”，和这里的”祖孙协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活法。中国60岁以上互联网用户已突破1.61亿人，其中69.8%日常网购，银发族年度网购订单量增长率高达238%，人均消费支出是青年群体的三倍。数字背后，是拼多多”长辈拼团”利用家庭信任网络设计出的一条捷径，也是抖音”银发KOL”计划让退休教师、厨师、手艺人自己上镜带货、成为新一代网红的现实。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6%，预计到2035年将增至30万亿元——这已经不是”福利议题”的体量，而是”经济引擎”的体量。
我在两国之间来回走访得越多，越觉得这两种购物生态之间的差异，恰恰照出了两个社会各自的性格。韩国的路径更”个体化”：一个人学会用手机、一个人下单、一个人等火箭配送敲门；中国的路径更”关系化”：购物往往嵌在家庭网络里，是祖孙之间、邻里之间的共同活动。有意思的是，韩国婴儿潮一代中把酷澎列为”主要食品采购渠道”的比例只有9%，与千禧一代的30%仍有明显差距——这提醒我，即便增长曲线再陡峭，习惯的迁移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也需要被尊重的耐心。
为什么这些相遇让我久久不能放下？因为它们打破了我们这个行业最容易犯的一个偏见——把”银发族”简化成一个需要被照顾、被教育、被简化界面伺候的被动群体。事实是，首尔的老太太自己摸索出了退货流程，北京的退休教师自己成了家庭购物的决策者。他们不是被动接受数字化的人，而是主动参与、甚至主导了这场变革的人。中国国务院在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时说过一句话，我抄在了笔记本上：”银发经济不是简单的福利，而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低估老年人消费力的企业，将错失一个巨大的市场。”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韩国。
但我不想把这一章写成一曲纯粹的赞歌。采访中也有让我心里发沉的时刻。韩国2024年网络诈骗案件达20.892万起，受害金额高达3.4万亿韩元，60岁以上群体占加密货币诈骗受害者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银发族则更多被以保健品为幌子的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盯上，而且有意思也让人警醒的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银发族，反而越容易成为诈骗目标——因为他们更有能力、也更愿意为”健康”和”孩子的孝心”买单。与此同时，韩国70岁以上人群中把智能手机视为”日常必需品”的比例仅有14.4%，数字鸿沟依然真实存在。两国政府都已经出手：韩国自2020年起推行”数字包容推进计划”，中国则在2024年由国务院层面发布专项政策，提出26条指导意见，并要求主要APP强制推行”适老化改造”。政策的赛跑，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替这一代人的信任兜底。
把这些放在更大的背景里看，韩国2025年65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0.3%，约1050万人；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3.1亿，占比约22%。两个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了同一群人从”被照顾的对象”变成”被争夺的市场”。这背后是人口结构的必然，也是消费主权的一次悄悄转移——过去我们总说”得年轻人者得天下”，但当银发人群的规模、购买力和数字适应力同时抬升，这句话恐怕需要改写了。
翻回我的采访笔记，还夹着另一句话，是那位北京退休教师随口说的——”我教孙子写作文，孙子教我砍价立减，谁也不欠谁的。”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书稿。现在回头看，这不仅是一句家常话，也道出了两代人重新分工的样子：过去总是长辈单向地照顾晚辈，如今购物这件小事，反倒成了平等交换的入口。同样让我记在心里的，是韩国统计厅一位官员在采访结束时补的一句——”我们过去做老龄政策，总在问’怎么帮他们’，现在才开始学着问’他们想要什么’。”这个提问方式的转变，我觉得比任何一条增长数字都更值得记录。
据统计，韩国65岁以上人口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约1050万，占总人口20.3%，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1亿，预计到2035年前后突破4亿。两国都不再把”老龄化”当作遥远的议题，而是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去应对——韩国”数字包容推进计划”投入相应预算培训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中国国务院26条指导意见则明确要求电商平台强制推行”适老化改造”。我常常想，这两份文件读起来像是两国政府第一次真正把银发族当成”消费者”，而不只是”福利对象”来对待。作为长期往返两地采访的人，我认为这种称呼上的转变，远比补贴金额的多少更能说明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准备好迎接老龄化。
作为一个采访者，我得承认自己也曾带着偏见走进这些老人的家门——总以为要教他们如何点击、如何注册、如何避免被骗。可几次采访下来，教我更多东西的往往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我渐渐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和父母那一代人之间，与其说隔着”数字鸿沟”，不如说隔着”经验鸿沟”——他们缺的从来不是学习能力，而是被信任、被给予试错空间的机会。写到这里，我想问问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你家里的父母，上一次自己完成一笔网购，是什么时候？你又是耐心陪他们摸索，还是干脆替他们包办了一切？
写到这里，我总会想起那位在首尔江南给我倒茶的老太太，还有那位在北京和孙子一起”砍价”的退休教师。她们让我想问读者，也问我自己：我们是否还在用十年前的眼光去评估身边的父母、长辈的能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家庭沟通方式，有没有真正为这个正在崛起的”数字银发族”留出位置？这不只是企业该想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做子女、做设计者、做内容创作者的人，该在饭桌上认真聊一聊的问题。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6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欢迎有兴趣的读者继续阅读：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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