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的一个下午，我在首尔九老区一家银行的等候区，遇见了一位七十岁上下的奶奶。她攥着存折，反复对着柜台职员说”就是要今天转”，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很熟悉的焦躁——那是被人用”现在不做就来不及了”这句话催出来的焦躁。柜台职员没有立刻办理，而是耐心地问她：”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先给儿女打个电话？”奶奶愣了一下，说这笔钱是”检察院的人”让她转到一个”安全账户”里的，因为她的账户被人盗用去洗钱了。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正在整理的《银色桥梁》第三卷里的这一章——被骗的老年人。
那位奶奶最终没有转出那笔钱，是延迟取款制度和柜台职员的一句提醒挡住了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我在梳理这一章素材时反复读到一句话，是中国公安部反电信诈骗中心的声明：”老年人金融诈骗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治理课题。没有源头阻断和系统化管理，就无法压缩犯罪空间。”这句话我抄在了笔记本第一页，因为它道破了一个我们常常回避的事实——这不只是老人”警惕性不够”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节奏与技术变化把他们甩在了后面。
数字摆在眼前，触目惊心。2024年，韩国电话诈骗受害金额高达8545亿韩元，比2023年的4472亿韩元几乎翻了一番，涨幅达91%。更让我在意的是年龄结构的变化——60岁以上受害者比例从2020年的16%，一路攀升到2024年的25%，到2025年上半年更是冲到了30.6%。也就是说，如今每三名受害者里，就有一位是老人。单笔平均受害金额也从2813万韩元暴增到5301万韩元，涨了1.9倍。这不是一笔小钱的损失，而是一个人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本，一次性被掏空。中国那边的数字规模更大：2024年全国电信诈骗案件超过213万起，直接经济损失达970亿元人民币，约合18万亿韩元，平均每分钟就有4人受骗。而在冒充公检法类型的诈骗中，老年受害者比例超过70%。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句在采访中反复出现的话——”妈，我急需用钱。”这不是儿子打来的电话，而是一段用AI语音合成、模仿了儿子声音的伪造录音。在深度伪造技术已经能够以假乱真的今天，仅凭”听声音”来判断对方身份，已经变得非常危险。而在中国，我看到的案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把”养老”本身包装成了投资标的。大连善海集团一案历时整整18年，从60万名老人手中骗走244亿元人民币，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养老诈骗案。湖北一起案件的受害者超过3000人，其中八成是老人；湖南一起打着”健康旅游”旗号的骗局，则从八千人手中骗走了60亿元，受害者中老人同样占了八成三。中韩两地的骗术外壳不同，一个披着公权力的外衣，一个披着”为您养老”的外衣，但瞄准的都是同一群人——对权威心存敬畏、对子女满怀牵挂的老年人。
我为什么觉得这一章值得单独拿出来写？因为在整理《银色桥梁》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金融诈骗对老年人造成的伤害，远不止于金钱本身。那位九老区的奶奶后来告诉我，如果那笔钱真的转出去了，她”可能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因为那是准备留给孙辈的钱。诈骗盯上的不只是账户余额，更是老人晚年生活里那份”还能为家人做点什么”的尊严。当骗子说出”此事属于侦查机密，不能告诉家人”这样的话时，他们切断的正是老人与家人之间最后一道求助的桥——而这道桥，恰恰是《银色桥梁》这个系列想要重新搭起来的东西。
章节里还有一段口述，我读的时候停了很久才继续往下写。一位在青岛受骗的奶奶说：”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叫我’阿姨’，说话很客气，比我儿子平时跟我说话还要耐心。”这句话之所以刺痛我，是因为它揭示了骗局真正利用的东西——不是老人的愚钝，而是老人对”被认真对待”这件事的渴望。很多子女忙于生计，打电话回家三言两语就挂断，而骗子却愿意花上几十分钟”陪”老人聊天，一点点建立信任，再一步步把人引向陷阱。我采访时问过几位老人的子女，他们几乎都愣住了，说”从来没想过要花时间陪她说话，只想着按时打钱、按时探望就够了”。这或许才是这场骗局最讽刺、也最令人难过的地方——骗子比家人更懂得”倾听”这门功课。
把这一章放回更大的人口背景里看，问题的紧迫性会更清楚。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突破20%，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独居老人比例超过三成，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老人身边并没有随时可以核实电话真伪的家人。中国民政部数据也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65岁以上人口达2.2亿，占总人口15.6%，其中”空巢老人”和随迁老人在陌生城市缺乏社会关系网络，也更容易成为骗子精心挑选的目标。两国都在推行”数字包容”政策——韩国要求金融机构为老年客户保留线下窗口和大字版APP，中国则在多地社区推广”防诈骗课堂”和”一键呼叫子女”的适老化手机功能——但政策落地到每一位独居老人身边，往往还要经过漫长的最后一公里。
写到这里，我很想问问正在读这篇专栏的您：您上一次问父母”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奇怪的电话”，是什么时候？我们总习惯把”防诈骗”想象成一件需要老人自己去学习、去警惕的事情，但那位银行柜台职员的一句”要不要先给儿女打个电话”，提醒了我——真正有效的防线，往往不是老人一个人筑起来的，而是家人愿意主动伸出的那只手。帮父母的手机装一个反诈骗提醒APP，跟他们约定”谈钱的电话一律先挂断再核实”，这些事情花不了十分钟，却可能是挡住数千万韩元损失的最强盾牌。
翻到章节末尾，我看到另一段值得记下的细节——首尔冠岳区的一位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他们社区试点了”银发守护通话”制度：每天上午十点，派出所工作人员会给独居老人打一通例行电话，只问一句”今天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说要转账？”三个月下来，拦下了七起正在进行中的诈骗。这让我想起书中另一句话——”防线不必复杂，它可以只是一通准时响起的电话。”在中国，类似的做法出现在社区网格员身上：江苏一些街道给独居老人配备了”一键呼叫”手环，老人只需按下按钮，就能同时联系子女和社区民警。这些看似朴素的举措，恰恰击中了骗子最擅长利用的那个空隙——没有人在场。
我常常在想，韩中两国应对老年诈骗的路径虽然不同，但底层逻辑却出奇一致：与其寄望于老人自己练就火眼金睛，不如把”核实”这道工序，重新交还给身边真实存在的人。韩国金融监督院从2024年起，要求银行对65岁以上客户大额转账设置强制冷静期和二次确认电话；中国公安部也在推动”断卡行动”，从源头封堵用于洗钱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制度在收紧，但制度追不上的地方，还是要靠家人。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常问自己——如果那天在九老区的不是一位耐心的柜台职员，而是一个赶时间的年轻职员，那位奶奶的存折会不会已经空了？这个问题，我想也留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您。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4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包括更多中韩两国真实案例的比对分析，以及给银发族群和子女双方的具体行动清单。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欢迎前往图书详情页查阅：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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