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九老区一家老人综合福利馆的走廊里遇见了他。八十二岁的他,独自坐在阳光照进来的窗边,手里攥着一副已经磨得发白的老花镜。福利馆的社工告诉我,老人的妻子三年前去世后,他几乎不再主动和人说话,每周来这里报到,更多是为了”有个地方可以坐着”。我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沉默了很久,才说了一句:”没什么好聊的,老了都这样。”这句话我后来在整理《银色桥梁》第二卷第十四章的采访笔记时,反复看到类似的表达——不是没有痛苦,而是痛苦被一句”老了都这样”轻轻地盖了过去。
这正是这一章想要正面回应的沉默。正如我在书中写下的那句话:”身体不适会立刻去医院,心灵的病痛却被’人老了都这样’一句话轻轻带过,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依然盛行。”我采访过的许多老人,包括那位九老区的老人,几乎都不曾把自己的低落、失眠、食欲不振和”抑郁”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说”心里空落落的””没劲儿””睡不着”,却极少说出”我可能生病了”。这种语言上的回避,恰恰是这一章想要拆解的第一层结构。
数据把这种沉默量化成了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规模。2024年,韩国共有14,872人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天约有10人自我了断。2023年的统计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为每10万人40.6人,约为全年龄段自杀率(27.3人)的1.5倍,而在80岁以上的超高龄群体中,这一数字飙升至60.6人。把这个数字放进OECD的坐标系里看会更清楚——成员国老年自杀率平均仅为16.3人,韩国超出平均值2.5倍有余。从2019年到2023年的五年间,因自杀离世的65岁以上老年人总计达18,044人。这不是一份需要”关注”的报告,而是一份已经发生、仍在发生的现实清单。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把目光投向鸭绿江对岸的邻居。中国的情况提醒我,同一片文化土壤上,危机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4年在7个省级行政区对20,113名6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示,抑郁症状患病率为13.8%,焦虑症状为8.0%;而更大范围的荟萃分析表明,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已从2013年的30.27%上升到2020年的37.79%,近期更攀升至40.97%——也就是说,每十位老人里,几乎有四位正生活在抑郁的阴影之下。农村地区的检出率(47.19%)明显高于城市地区(31.84%),独居且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患病率更是高达50.38%。韩国的危机以”自杀”这一极端结果呈现,深度很深;中国的危机以”大面积抑郁扩散”的方式爆发,广度很广。两种曲线,同一种被忽视的心。
我把这两组数字并排放在采访笔记本上很久,试图理解它们为什么会指向同一个盲区。风险因素几乎完全重合——女性、独居、低学历、患有慢性病、丧偶,在中韩两国的老年抑郁与自杀研究中反复出现。差别只在于社会用什么方式承接这些风险。韩国的精神健康福祉中心、老年福利馆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老年人自己却很难跨过”去看精神科”这道心理门槛;据保健福祉部2024年国民心理健康态度调查,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的国民中73.6%感到过困难,但真正寻求专业帮助的比例只有44.2%,其余的人选择依赖家人(49.4%)或朋友(41.0%)——在老年群体中,这个比例还要更低。中国的问题则更多是规模性的:全国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医疗机构仅约4,000家,配备的心理咨询师仅约6,000人,面对2.97亿老年人口,连”门槛”都还没来得及建起来。
写到这里,我总会想起中央自杀预防中心主任李海国说过的一句话:”老年人自杀不是个人的软弱,而是社会安全网的失败。如果我们不关心老年人的心灵,那无异于文明的倒退。”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是因为它把责任从”老人自己不坚强”重新放回了社会这一端。2024年韩国的自杀原因统计里,”精神和心理问题”以5,254人排名第一,”经济生活问题”以4,398人排名第二——心灵的疾病和钱包的困境,从来不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它们彼此缠绕,互相加重。那位九老区的老人后来告诉我,他不去看病,一部分原因也是”看病要花钱,不想再麻烦孩子”。
把这一章放回更大的社会背景里看,中韩两国其实正站在同一个人口转折点上。韩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约1,024万,占比19.8%,而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2.97亿,占比21.1%——两国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跨入深度老龄化。儒家文化圈共有的”隐忍美德”,在过去或许维系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但当子女数量减少、独居老人增多、传统的家庭照护网络逐渐松动之后,这种”忍着不说”的美德就失去了原本可以依靠的支撑结构。值得留意的是,两国政府都已经把老年心理健康正式写进国家议程——韩国扩大了广域及基层精神健康福祉中心的老年筛查,首尔市引入了AI心理健康咨询系统;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24年的通知中,把”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列为核心任务。方向是一致的,只是速度和规模仍有落差。
值得一提的是,两国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了数字心理健康的可能性。韩国正在试点AI聊天机器人咨询和数字认知行为治疗应用,中国则出现了基于微信的心理健康筛查与远程心理咨询平台。我在想,对很多老人来说,”数字的门槛”或许真的比”医院的门槛”更容易跨过——至少不必在诊室外的长椅上,被熟人认出,不必开口说出那个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词。
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读者,也留给我自己。如果你的父母、邻居,或者哪一位许久没联系的长辈,最近说话变少了、总说”没什么好聊的”——你会不会像我在九老区那次一样,把它当成”老了都这样”轻轻放过?还是会多问一句”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两国的数据都告诉我们,风险最高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安静”的老人——独居、丧偶、患有慢性病、很少开口。或许,能架起这座”银发心理健康”桥梁的,未必是某一项政策或某一款应用程序,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在一句”没什么”背后,多停留几秒钟去追问。
那位九老区老人的故事,以及更多关于中韩老年心理健康现状、政策应对与市场机遇的完整记述,收录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他们的一天》第十四章”心理健康:被忽视的领域”中。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前往WIA Book详情页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2-cn/ 查阅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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