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坐在九老一家老年活动中心的角落,本来只是去做例行采访,却撞见了一个让我久久没能起身的画面。一位七十一岁的奶奶,手里攥着智能手机,身边坐着她的孙女,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孙女握着奶奶的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移动,指着屏幕上一个小小的按钮说:”奶奶,按这里钱就转出去啦。”奶奶没有立刻按下去,她先抬头看了孙女一眼,又低头看了看屏幕,像是在确认这件事真的可以由自己完成。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正在见证一件被颠倒了几千年的事情——不是父母教孩子,而是孩子教父母。
后来我在整理这一章的素材时,一直记着那个瞬间背后更大的图景。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2024年的调查显示,55岁以上高龄层的互联网使用率已经达到76.9%,比2020年的55.2%在短短四年间跃升了21.7个百分点。但这份数字并不均匀——65到69岁人群的使用率高达93.9%,几乎与中青年无异,可一旦跨过80岁这道门槛,使用率骤降到49.1%,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同样是”老年人”,70岁的人和85岁的人,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字世界里。这正是我在那间活动中心反复看到的画面:年纪稍轻的会员熟练地扫码支付,年纪更长的会员则需要旁人一次次重复讲解同一个操作。
中国的情况在规模上更让我震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5次《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末,60岁以上网民已达1.56亿人,可这仅占60岁以上总人口的49.9%——换句话说,中国仍有约1.5亿老年人从未真正接入互联网,而60岁以下网民的使用率是89.09%。3.7亿,是中韩两国60岁以上人口的合计数字,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常常想,这不只是一个技术普及率的问题,而是3.7亿人的日常尊严问题——能不能自己扫码坐地铁,能不能自己确认一笔转账是不是被骗了,能不能不必每次都开口求助。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反哺”这两个字本身的来历。它原本出自《本草纲目》,说的是老乌鸦年迈之后,雏鸦会衔食反过来喂养老鸟——”反哺之孝”。中国学界早在2000年代初就把这个古典意象搬进了社会学,称之为”文化反哺”,后来疫情之后,”数字反哺”进一步成为国际学术期刊里的正式用语。2024年11月,山西省太原市一项以305名老年人为对象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的数字:参与”游戏化代际逆向指导”项目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平均提升了42%,而更让我在意的是——他们对衰老的自我认知也发生了积极转变,抑郁感下降了23%。这意味着,教会一位老人用手机,不只是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也悄悄修补了一部分被岁月侵蚀的自我价值感。
我在九老看到的那位奶奶,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24年那份全国调查里的数字其实是同一个人。调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初次学习微信的渠道中,子女占57.2%,孙辈占21.8%,合计接近八成。韩国50+财团的数据也惊人地相似——65岁以上学习智能手机的渠道里,子女与孙辈合计占了68.3%,远远超过福利馆教育或线上自学。两国的老年人,几乎都是被自己的家人”教会”数字世界的。北京大学的陈云教授在解读这份研究时说过一句让我停笔思考很久的话:数字反哺不只是技术传授,而是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一次逆转——当父母、祖父母成为学生,子女、孙辈成为老师,原本的等级被拉平了,代际之间的对话反而变得更密了。
我想这正是这一章想说的核心。我们习惯把老龄化谈成一个负担、一个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那天在活动中心,我看到的不是负担,是一种新的亲密关系正在生成。当奶奶因为学会了自己给孙女发红包而露出得意的笑容时,那不是被施与者的窘迫,而是重新找回主动权的人的骄傲。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一直强调,数字反哺创造的不只是社会价值,还是一整套正在成型的产业——韩国银发教育科技市场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9万亿韩元,中国的”适老化数字教育”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这背后是”孙辈陪同”式的双人共用界面设计,是能替代疲惫的孙辈反复讲解的AI语音辅导,也是子女每月付费、让父母得到远程陪伴课程的”数字孝道订阅”模式。
但我也没有回避这份亲情背后的疲惫。同一份2024年的代际调查显示,韩国青年中有42%、中国青年中有38%坦言,反复给祖父母讲解同一件事是一种压力。这提醒我,把”孙辈教学”完全浪漫化是不负责任的——真正可持续的数字反哺,需要制度和产品去分担这份重复劳动,而不是把它全部压在某个周末回家探望的年轻人肩上。中国自2021年起强制要求App进行”老年友好模式”改造,韩国的”数字学习驿站”也逐渐从社区中心延伸到老年活动中心和福利馆,这些都是在替代那种本该由家庭独自承担的辛劳。城乡之间的落差同样值得警惕——中国农村老年人中有71.01%仍经历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如果只按大城市老年人的习惯设计产品,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会被落下。
翻查这一章后半部分的采访笔记时,我又找到了一段我自己都差点忘记写下的对话。首尔钟路区一家福祉馆的社工告诉我:”我们从2020年开始办祖孙共学班,一开始只是想让老人们不孤单,后来才发现,真正把老人留住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每周固定来教他们的那个中学生。”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运营的”数字学习驿站”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设立超过1,000个据点,当年参与教育的老年学习者累计达到236万人次,其中约三成的课程是由青年志愿者或孙辈志愿者担任讲师。这个数字让我意识到,政策所说的”普及率”,背后其实是无数个像那位中学生一样,愿意一次次重复讲解的年轻面孔在支撑。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本身就意义重大。韩国在2025年正式跨入”超高龄社会”的门槛——65岁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20%,这是继日本之后亚洲第二个走到这一步的国家;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60岁以上人口占比也已达到21.1%,老龄化的速度甚至比多数发达国家更快。换句话说,中韩两国几乎是在同一个十年里,共同撞上了”谁来教老人用数字世界”这道题。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那些愿意耐心讲解的孙辈和志愿者,这两个国家会不会各自演变出完全不同的老龄图景——一个是被科技抛下的老年,一个是被家人重新接住的老年。写到这里,我想反过来问问自己,也问问读者:我们的社会政策,是不是也应该像那些孙辈一样,愿意为同一件事,反复讲解、反复陪伴,而不是只统计一次性的普及率就宣告任务完成?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5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收录了更多中韩两国家庭在数字反哺过程中的具体案例与产业观察。详情请见: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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