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在仁川机场第一航站楼的休息区,遇到了一对姓金的夫妻。丈夫六十七岁,妻子六十四岁,两人各自拖着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箱子上贴着已经磨损的清迈往返机票存根——不是第一次贴,是第三次。我本来是去采访另一件事的,却因为金先生一句”我们要去养老”的话,临时改变了当天的采访计划。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我们要去买菜”,没有一丝我原本以为会有的悲壮或不安。
金先生告诉我,他和妻子在首尔的公寓已经出租出去了,每月的租金差不多能覆盖清迈别墅的全部生活费。这句话让我想起在整理这一章资料时反复看到的一个数字:泰国清迈标准的平均生活费,大约是月均250万韩元,不到首尔江南养老社区动辄数亿韩元保证金、外加月均400万韩元生活费的一半。金先生夫妇没有用”移民”这个词,他们说的是”去过日子”,这个措辞上的细微差别,后来成了我理解这一整章的钥匙。
在跟金先生夫妇聊天的间隙,我顺手查了查手边整理的两国统计数字,想确认这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趋势。2025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正式突破20.3%,迈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而中国那边,到2024年底,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亿1031万人,占比22%,65岁以上的也有2亿2023万人,占比15.6%,规模上是全球最大的老龄化国家。两个数字摆在一起看,我心里生出一种很复杂的感受——不是同情,也不是担忧,而是一种”原来我们真的在同时经历同一件事”的确认感。养老基础设施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这在韩国和中国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困境,而两国的老年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国门之外。
让我印象更深的,是金先生随口提到的一句话——他说他有一个中国朋友,是在三亚认识的,那位朋友冬天去海南,夏天回黑龙江,”跟候鸟一样”。这个说法我后来在整理资料时得到了印证:中国国内这种季节性迁徙的”候鸟养老”人群,在2024年已经突破4500万人,而且部分人群的迁徙半径已经不局限于国内,开始延伸到泰国、马来西亚,甚至日本。我在想,韩国的银发移民选择的是”往外走”,中国的候鸟老人选择的先是”在国内走”,但两条路径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哪里生活成本合理、气候宜人、医疗有保障,老年人的脚步就会往哪里去。这大概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老龄化不是抽象的政策议题,而是无数个像金先生这样的具体的人,用行李箱做出的具体选择。
不过,如果只讲个体的迁徙故事,这一章会显得单薄。让我真正意识到这件事已经从”个人选择”变成”制度设计”的,是我后来在资料里读到的粤港澳大湾区(GBA)案例。香港的公共医疗保险可以直接在广东省的养老机构使用,澳门的退休金受益人搬到珠海之后,生活成本会大幅下降——这不是靠个人打听、靠朋友介绍撑起来的非正式安排,而是两地政府坐下来,把跨境养老写进制度里的结果。香港自身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超过20%,同样是”超高龄社会”,却反过来把自己的养老压力,变成了推动区域协作的动力。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停下来想:韩国的银发移民,目前几乎全靠个人和中介公司在摸索,如果哪天首尔和清迈、或者首尔和岘港之间,也能出现类似GBA这样的制度化安排,那金先生夫妇现在要操心的机票、保险、语言、医疗对接这些琐碎麻烦,会不会一下子就轻松很多?
金先生的太太在旁边补充了一个细节,她说她最担心的不是生活费,而是万一在清迈生病了怎么办。这句话说得很轻,却道出了跨国养老最现实的一道坎。资料里提到,2024年前往江南做健康体检、牙科和眼科手术的中国银发群体已经超过28万人,反过来,也有不少韩国老人选择去泰国、越南做低成本的疗养和康复。医疗和养老正在跨境融合成一种新的产品形态,业内把它称作”医药银发套餐”。我觉得这个词起得挺贴切——它准确地描述了老年人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住在哪里”这么简单,而是”住在哪里能被好好照顾”。金太太的顾虑,其实就是这整个跨国养老模式能不能真正立得住的试金石。
写到这里,我想稍微跳出金先生夫妇的故事,谈谈更大一点的背景。这几年韩国和中国几乎是在同一节奏上推进各自的老年政策——韩国在推进”综合护理”体系,中国这边则有一整套被称为”智慧养老”的政策组合拳,2025年这个市场规模已经达到8.5万亿元,五年里翻了五倍。AI护理机器人、跌倒检测的物联网设备、远程血压血糖监测,这些原本只是各国国内的养老配套,如今也开始具备跨境使用的可能。我自己是做代际文化观察出身的,过去总习惯从”孝道”这种伦理概念去理解养老,但这几年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技术和制度正在悄悄地重新定义”孝顺”这两个字——它未必是子女守在父母床边,也可能是子女在首尔的手机上,实时看着父母在清迈的血压数据是否正常。
所以我想问读者,也问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他们想去一个气候更温暖、生活成本更低、又能享受到不逊于本地的医疗服务的地方安度晚年,我们会是支持,还是会因为距离而感到不安?金先生夫妇的女儿一开始也反对过,后来是自己飞去清迈住了一周,看到父母的生活状态之后才改变了想法。跨国养老这件事,考验的不只是老年人自己的勇气,也考验着子女一代能不能放下”父母必须在我身边”这种朴素但未必最优的执念。我无意替任何人做这个决定,但我觉得,至少应该把这个选项摆在桌面上,认真讨论一次。
那天在仁川机场,我和金先生夫妇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他们的登机广播响起。金先生临走前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我们不是逃去清迈的,我们是选择去清迈的。”这句话里”逃”和”选择”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一整章我最想讲清楚的东西——跨国养老正在从一种无奈的退路,变成一种主动的、有尊严的人生规划。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7章「跨国养老:新趋势分析」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收录了更多类似金先生夫妇的真实案例,以及韩中两国在政策、市场与技术层面的具体比较。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的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找到这本书的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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