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去杭州出差，顺路拜访了一位在当地做养老地产项目的韩国侨胞。他带我参观的地方，不是我原先想象中略显冷清的养老院，而是一栋看起来更像社区商业综合体的建筑——一楼是老年食堂和健康检测站，二楼是康复训练室,三楼往上才是居住单元。他指着大堂里挂着的一张运营数据表跟我说，”这栋楼去年的入住率和翻台率,比我们隔壁那栋写字楼还要好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一直用来观察老龄化的那副眼镜，可能已经过时了。
回到首尔整理这次采访的笔记时，我又把中国官方的数字重新核对了一遍。截至202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突破3亿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同一年，中国银色经济规模达到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65万亿韩元，占GDP的6%。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意味着一件很朴素的事：养老已经不是社会保障科目下的一笔支出，而是能被计入国民经济核算表的一整块产业。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反复问自己——如果七年前有人告诉我，养老会成为一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会相信吗？大概不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给出的预测比现状更让我在意：到2035年，中国银色经济将扩张至3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460万亿韩元，约占GDP的10%。与此同时，韩国的老年友好产业正朝着168万亿韩元迈进，而韩国统计厅的数据也已经显示，2025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20.6%，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些数字之所以打动我，不是因为它们庞大，而是因为它们发生的速度——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测算，老年友好产业年均增长13%，预计将从2020年的72万亿韩元扩大到2030年的168万亿韩元，增长2.4倍。市场跑得比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都要快。
但真正让我停下笔重新思考的，是中韩两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我在杭州、上海走访时发现，中国的养老产业几乎不依靠市场自发形成，而是被明确写进了”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的国家战略框架里。北京、上海、杭州等31个省市都发布了各自的银色经济重点计划,杭州提出”银色经济23条”，上海则把”90·7·3养老模式”——居家养老90%、社区养老7%、机构养老3%——直接制度化。华润、万科、泰康这些原本做地产和保险的巨头，正把数十万亿韩元规模的资金投入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项目。反观韩国,三星、乐天、KB、新韩这些大企业和金融集团各自开拓老年城、疗养设施和银色食品,KB Golden Life Care、The-K Hotel、三星Noble County都是我在书里详细记录过的案例,但这更像是民间自发长出来的高端生活方式产业,而不是一盘统一的national game。
让我真正感到这件事有分量的，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在报告里写的一句话：”中国的新一代老年群体不再仅追求照护，而是追求发展型消费。”这句话我在采访中反复得到印证——那位杭州侨胞告诉我，来看房的老人不是被子女送来的，而是自己主动来比较智能医疗手环、老年友好旅游线路和生活方式产品套餐的。他们谈的不是”我还能活多久”，而是”我接下来想怎么活”。这种心态的转变，恰恰是我认为养老产业能被重新定义为”经济增长点”而不是”福利对象”的根本原因——需求端已经从被动接受照护，变成了主动的消费选择。
不过我也想诚实地写下另一面。韩国在政府层面推进的”第四次低生育率·老龄社会基本计划（2021~2025）”中,老年友好产业相关预算在2024年事实上被全部削减,政策控制塔缺位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中国这边,2024年1月国务院首次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2025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通过《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同步推进民生事业、产品供给、多样化需求和保障措施四大领域26项举措。市场在两边都在爆发式增长，但一边有清晰的national game，一边还在靠企业各自摸索——这个落差,是我这一章里最想提醒韩国读者去正视的部分。
写到这里，我常常想起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尊严养老”这个说法，也想起书中整理出的”1+1″组合模式——医疗加居住、食品加健康应用、化妆品加医疗旅游——这类生活方式套餐能让老年客户的平均客单价提升3倍，而中国老年人消费的60%以上是由30、40多岁的子女支付的。这意味着，任何一家想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其实同时要说服两代人。这不只是一道商业题，也是一道关于家庭、孝心和代际信任的社会题。中韩两国的低生育率、少子化压力如此相似,谁能先把”孝心营销”和”尊严养老”这两件事真正做实,谁就可能先跑出下一批老年经济的代表企业。
其实在同一章里,我还记录了另一段完全不同调性的对话。那是在首尔九老区一间不到十坪的出租屋里,独居的金福順奶奶一边给我倒水一边说:”电视里天天说养老产业几万亿几万亿的,可我一个月拿到手的国民年金,连租金都不够付。”这句话我在书稿里改了很多次要不要删掉,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它提醒我,杭州那栋大堂里的经营账本,和金奶奶那间没有电梯的出租屋,讲的其实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代人,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老年。这不是要否定银色经济的规模,而是提醒我自己:统计表里的”6%””10%”,终究是由具体的人撑起来的,也终究要回到具体的人身上去。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整理数据时,特意把韩国老年人相对贫困率这一项单独列了出来——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口径，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相对贫困率长期位居成员国前列，是不少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换句话说，韩国是”老年友好产业规模168万亿韩元”和”老年贫困率全球领先”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的国家。中国目前尚处在城乡养老保障并轨、逐步扩面的过程中，区域差距同样不小。我把这两组数字并排放在这一章的结尾，不是为了给哪一边打分，而是想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我们谈论”银色经济”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究竟是那栋大堂里的经营账本，还是九老区出租屋里的一句抱怨？如果你也在关注父母或自己老去之后的生活，你会更先问哪一个问题——”这个产业能不能赚钱”，还是”住在里面的人过得好不好”？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4章「养老产业：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包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具体策略与需要提前规避的风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的图书详情页查看全书：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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