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首尔九老区一栋老旧公寓楼下,遇见了一位七十出头、正坐在保安室里打盹的老人。我进去问路,他醒来后先是有些歉意地笑了笑,说自己夜里总睡不踏实,白天值班难免打盹。闲聊几句才知道,他退休前是一家中小企业的会计,缴了二十多年国民年金,如今每月领着一百一十几万韩元,却还是选择在这个不算轻松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没有抱怨,只是补了一句:”钱是够,但也不够。”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后来一直留在我心里,成了我动笔写这一章的起点。
我把这段对话记在采访本上时,还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够又不够”这句话。直到整理数据才明白,他所说的”够”,指的是像他这样缴费满二十年的”完全老龄年金”领取者,月均能拿到一百一十二万韩元;而他所说的”不够”,是因为家庭金融福利调查显示,退休夫妇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适当生活费”是三百三十六万韩元,即便夫妻二人的国民年金合计,也常常留下上百万韩元的缺口。这位老人没有读过这些报告,却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把这份统计数字变成了活生生的证词。
数字摆在眼前时,落差比我想象中更刺眼。2025年韩国国民年金领取者月均领取额约为六十七万九千九百二十四韩元,而同期中国农村居民的月均养老金仅为二百四十元,折合约四万六千韩元。乍看之下,韩国似乎遥遥领先。可韩国在OECD成员国中老年收入贫困率高达39.7%,稳居第一,是OECD平均水平的近三倍;而按2023年老年人实态调查,65岁以上老年家庭月均消费支出为一百六十二万三千韩元,其中伙食费占比约52%,医疗费月均四十二万九千韩元,是全民平均的2.6倍。养老金存折上的数字与实际账本之间的鸿沟,才是这一章我最想让读者看见的东西。
几个月后,我在山东一个村子里采访时,又见到了另一种晚年。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仍在自家的一小块地里锄草,她的养老金是每月二百四十元,她说这笔钱”买不了几袋米”,真正撑起她生活的,是在城里打工的儿子每月寄回的几百元”孝敬钱”。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是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并行的双轨制——2024年城镇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三千二百五十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甚至能拿到六千元以上,而占参保人数绝大多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者,月均只有二百四十元,不到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十四分之一。同样是”中国老人”,城市与农村之间横亘着一道十四倍的鸿沟,这一点常常被”中国老年人”这个笼统的说法所掩盖。
把这两位老人放在一起看,我渐渐理解了韩国开发研究院那句话的分量:”判断老年贫困不能仅看收入,只有综合考量资产、医疗可及性和家庭赡养结构,才能真正看清两国老年人的实际生活质量。”那位九老区保安室老人,收入并不宽裕,却可能住在一套价值数亿韩元的公寓里——这是韩国式的”收入贫困但非资产贫困”。而那位山东的老太太,即便子女孝顺,也没有可以变现的资产托底,她的晚年安全感,几乎完全系于血缘和土地。两国老年人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在制度留下的空白处,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撑起来。
这背后是两个正在加速老去的社会。韩国已在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中国预计将在2035年跟上;韩国养老基金预计2055年枯竭,中国的时间表则更为紧迫,定在2035年。为了填补这道缺口,韩国老年人以36.2%的就业率位居OECD之首,”工作的老人”与”贫困的老人”比例双双第一,这正是韩国式的悖论。中国这边,2025年1月起实施的延迟退休法,以及2024年12月起在全国推广的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是在同一道压力下做出的制度回应。养老金调整的幅度也在逐年收窄,从2016年的6.5%一路降到今年的2%,这意味着即便账面上的数字年年增长,老年人手里的购买力却在悄悄缩水。
写下这些数字和这些面孔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走到那个需要靠退休金过日子的年纪,会希望社会为我们准备好怎样的答案?是像韩国那样,允许老人在保安室里继续工作,用双手挣回养老金不足的部分;还是像中国农村那样,把晚年的重量更多地交还给血缘和家庭?这两种答案都不完美,却也都不是简单的对错题。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在”制度该做什么”和”家人该做什么”之间,我们这一代人,准备好在哪一头多担一些?
除了退休金账本上的数字,让我更在意的,是这两位老人身边有没有人。那位保安室的老人独自居住,子女都在外地工业区打工,他说自己”一年也就过年能见上一面”;而山东的老太太虽然守着薄地,却因为儿子每月寄钱、逢年过节都会回来,反倒不觉得自己是”独居老人”。这个细节让我重新思考”贫困”这个词——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中独居户比例已超过35%,是OECD国家中最高梯队之一;而中国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比例虽同样攀升至一半以上,但”空巢”未必等于”无依”,很多子女虽在外打工,却仍按月寄钱、按时归乡,维系着传统孝道下的经济纽带。制度之外,亲情仍是两国老年人晚年安全感的隐形支柱,只是这份支柱在两地承载的重量并不相同。
韩国政府为填补这道空缺,从2008年起推行老年长期疗养保险制度,把部分照护责任从家庭转移到社会;中国则在2019年前后陆续试点”以房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试图用金融工具替代逐渐弱化的家庭赡养功能。两种路径出发点不同,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养儿防老”这四个字越来越难兑现时,社会该拿出怎样的替代方案?我采访过的这两位老人,一个靠自己的双手继续工作补贴生活,一个靠子女汇款和土地勉强维持——他们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用上这些新制度带来的保障。我常常想,当我们把老龄化问题简化成”延迟退休”或”个人养老金”这样的政策名词时,是否也该多问一句:政策落地之前,那些正在老去的普通人,靠什么撑过眼下这一天?这也是我想抛给读者的另一个问题:如果制度的保障总要滞后于人口老化的速度,我们这代人,该如何在”靠自己”和”靠家人”之间,提前做好准备?
那位九老区保安室老人的故事,以及山东村子里老太太锄地的画面,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1章”退休金够花吗?中韩老年人的账本”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也附有两国养老金与家庭支出结构的完整数据对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查看这一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专栏,我会继续翻开这本账本的另一面,聊聊中韩两国老年人截然不同的消费观念与节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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