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在北京一处早市做田野调查，遇到一位七十出头的老人。她在卖白菜的摊位前来回比价，为了一斤菜差价两毛钱，跟摊主软磨硬泡了快十分钟。旁边一位年轻摊主小声嘀咕了一句”真抠门”，老人却像没听见似的，麻利地把讲好价的白菜装进布袋。后来我跟着她走了一段路才知道，那两毛钱她其实并不在意——她真正在意的是，晚饭前要给在深圳工作的孙子转两千块钱生活费。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一直想写的这一章，答案或许就藏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市场景里。
这也是我在《银色桥梁》第三卷第二章里想反复追问的问题：”抠门”还是”节俭”，这两个词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书中我写道，同样是”省着花”，一边被年轻人嘲笑为吝啬，另一边却被称颂为持家美德，这种落差本身就值得琢磨。那位早市老人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小气，而是一种把每一分钱都精确分配给”该花的地方”的能力——只是那个”该花的地方”，往往不是她自己。
回到数字上看，这种直觉其实有据可查。2024年，中国的总储蓄率达到43.4%，维持在全球最高水平；同一年，韩国的家庭储蓄率约为34.4%，比中国低了将近9个百分点。乍看之下，中国老人似乎更”节俭”。但我在书中特别强调，这组数字背后藏着截然不同的社会逻辑。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是”预防性储蓄”——医疗费、教育费、住房费都要自己攒，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仅有56%，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80%，甚至不如泰国和越南。换句话说，中国老人不是不想花钱，而是不敢轻易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韩国这边的画面完全不同。2024年，户主为65岁以上的韩国老年家庭净资产平均达到4.66亿韩元，看起来相当殷实，但这些资产绝大部分被锁在自住房产里，能自由支配的现金极为有限。独居老人中有37.8%连一半以上的生活费都要自己想办法筹措，65岁以上老年人的收入贫困率高达39.7%，位居OECD成员国首位。我在采访首尔一位独居老人时，他跟我说得很直接：”不是我省，是我没得选。”这句话我原原本本写进了书里，因为它比任何统计数字都更有分量。
有意思的是，中韩两国老人的”节俭”都不是全面收紧，而是高度”选择性”的。中国老人在自己身上抠得很紧，2020年数据显示，他们月支出的两成以上花在医疗健康上，却依然抱着”不生病就不上医院”的心态；但一提到孙辈教育和一家人的饭桌，出手往往毫不犹豫，城市老人月均消费3980元，相当一部分流向了第三代。韩国老人的画像也很类似——外出吃饭、买衣服能省则省，可保健食品和医院账单上却愿意多花一些，对孙辈的”隔代消费”同样是韩国老年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选择性节俭”：省下来的钱从没有消失，只是流向了他们认为真正值得的地方。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发现有意义？因为它提醒我，”老人不花钱”从来都是一种误读。真正需要读懂的，是他们”在哪里花、为什么花、怎么花”。那位北京早市的老人，讨价还价时的强硬和给孙子转账时的爽快，其实是同一套价值观的两面——对自己吝啬，对家人慷慨，这不是性格使然，而是一种代际之间默默流转的责任感。而首尔那位独居老人的”没得选”，则是社会制度留下的空白，被迫由个人用节俭去填补。同样一个”省”字，一个出于文化传承，一个出于生存压力，走向却完全不同。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种差异其实是两国不同社会结构的投影。中国经历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省吃俭用”几乎刻进了骨子里，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仍在补齐阶段，储蓄自然成了对抗不确定性的本能选择；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鸿沟也不容忽视——城市老人月均消费3980元，农村老人仅2502元，差距达六成，许多农村老人靠每月两百多元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维持生活，”节俭”对他们而言从来不是美德的选择题。韩国这边，婴儿潮一代把毕生积蓄倾注在子女教育上，”养儿防老”的传统又随着核心家庭化逐渐瓦解，等到自己老去，才发现退休准备严重不足，只能靠压缩日常开支来弥补养老金的空缺。两条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最终都把老人推向了”节俭”这一站。
翻回书稿的另一页，我想起北京那位老人临走前又说的一句话——她说，”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经历过物资短缺，习惯了什么都留一手，等真到花钱那天，手反而伸不出去了”。这句话我后来一字不差地记在了采访本上，也放进了书稿。放在更大的政策背景里看，这种”伸不出去的手”，某种程度上正是两国老龄化速度共同催生的结果。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2.96亿，占总人口的21.1%，官方预测2035年前后将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中国正大力推行”9073″居家养老模式——90%老人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3%入住机构，把照护责任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家庭内部，这也让老人们更倾向于把钱攥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韩国的情况同样紧迫，2025年韩国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政府虽然连年上调基础养老金金额、扩大老年就业岗位项目，但覆盖面和金额仍难以填补退休后的收入缺口。我在书中写道，当制度的安全网还没织密，节俭就成了老人们自己动手织的那张网。
我常常在演讲后被问到，”那我们该怎么做才好”。说实话，我没有标准答案，但每次都会反问听众一句——如果家里的老人执意要为省两毛钱和摊主纠缠十分钟，你会因此感到尴尬，还是愿意先问一句”您是不是又要给谁转账了”？在我看来，理解”节俭”与理解”抠门”之间，只差这一句追问的耐心。这也是我持续写这个系列的理由：不是要给中韩两国的老人贴上谁更聪明、谁更传统的标签，而是想让两地读者透过彼此的镜子，重新看见自己身边那位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惦记着儿孙的老人。
这个关于早市老人和首尔独居老人的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二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收录了更多中韩两地老人对”该花与不该花”的真实讲述。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前往图书详情页查看：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聊聊中韩老年人在投资上的不同选择——坚守定期存款的韩国老人，与涌入股市基金的中国老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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