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傍晚，我在首尔地铁2号线上遇到一位七十出头的老先生。他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是孙女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把手机递给我看，问我：”我就说了句’年轻人不能只想着躺平，得多吃点苦’，她回我三个字’好烦哦’。我这话说错了吗？”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我想起自己在采访中反复听到的一句话——代际之间最深的伤害，往往不是谁说错了什么,而是谁都觉得自己没被听懂。那天晚上,我又把《银色桥梁》第三卷第十三章的稿子翻了出来,想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
那位老先生的困惑,其实正是这一章想要回答的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代际冲突的最大根源在于’彼此不了解’。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隔阂越深,仇恨就越滋长。”这是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李在烈教授对我说的话,我把它原样引用在了章节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因为这句话拆开来看,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代际冲突从来不是”年轻人变奇怪了”或”老人变固执了”这么简单的单向叙事,而是双方都在各自的战场上疲于奔命,却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数字比想象中更沉重。据2025年韩国研究(Korea Research)的代际认知调查,84%的韩国人认为代际冲突”严重”,这个比例在短短几年内几乎翻倍——认为”非常严重”的受访者从2020年的18%攀升至2024年的37%。更让我意外的是另一组数字:18至29岁的青年中,每10人就有9人(91%)感受到与60岁以上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异;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同样表示对10至30岁群体感受到81%至86%的差异。也就是说,这不是老年人单方面的抱怨,也不是年轻人单方面的委屈——双方几乎是以几乎对等的强度,感受着彼此的疏离。55%的受访者认为冲突源于”各代价值观差异”,44%指向”媒体和政界煽动对立”,41%认为是”青年群体的经济不稳定”。这三条原因摆在一起,让我意识到,冲突背后其实藏着结构性的压力,而不只是性格或礼貌的问题。
让我印象更深的,是韩国的冲突核心竟然可以被一个词概括——”就业跷跷板”。截至2025年10月,15至29岁青年的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6.3万人,连续36个月下降;与此同时,60岁以上群体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3.4万人,连续57个月保持增长。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分析显示,每增加1名老年人就业,青年就业平均减少0.24人,而在1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中,这一替代比例甚至达到1:1。我在采访延迟退休争议的过程中,接触过不少接近退休年龄的产业工人,他们中不少人告诉我,自己也不愿意成为”抢年轻人饭碗”的人,但延迟退休的政策讨论,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卷进了这场并非自己发起的零和博弈。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针对210名教授的调查中,62.4%的人担忧延迟退休会导致”青年新增就业减少”——这个数字,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为什么网络上”老顽固”和”MZ老顽固”这类新造词会层出不穷,双方其实都在为一种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结构性处境找出口。
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特意把目光转向了海对面的中国,因为我发现,同样是代际冲突,中国的裂痕却长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中国的核心矛盾不是”抢工作”,而是”谁来照顾谁”。1979年起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4-2-1家庭结构”——一个独生子女要赡养2位父母和4位祖父母。这个结构听起来抽象,但落到现实里,就是大量青年为了生计涌向大城市,父母辈则留守成为”空巢老人”。据中国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4年),60岁以上3亿1031万老年人口中,约60%是与子女分离居住的空巢老人,这个比例比十年前高出约10个百分点。其中约4400万人处于半失能、失能或认知障碍状态,亟需照护,却因子女不在身边而陷入盲区。中国老龄研究中心2024年的数据显示,每4位老人中就有1位(25%)长期经历慢性孤独。我在整理这些数字的时候,总会想到韩国那位在地铁上问我”我说错了吗”的老先生——如果他生活在中国的某个空巢家庭里,他可能连”说错话”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身边根本没有年轻人可以说话。
这样的对比,让我对”代际冲突”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韩国的冲突,是”贴得太近”引发的摩擦——老少两代人在同一个就业市场、同一个网络舆论场里正面相遇,火花四溅;中国的冲突,则更多是”隔得太远”造成的断裂——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分析了知乎上”代际关系”相关712个热门问题下十年间7.3万条回答,发现年轻一代把”悦己”作为首要价值,老一辈仍坚守”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双方即使住在同一屋檐下,内心也可能是”空巢”状态。一个是冲突太多,一个是连接太少——但两者殊途同归,都指向同一个解药:接触。韩国研究调查中,”两代人都受到了同等程度的伤害”这一回答占比最高,达45%,这说明只要双方肯正面交流,共情就会自然发生;而中国已在200多个城市推行的”时间银行”制度,恰恰是靠制度化的接触,把原本单向的照护关系,变成了一种双向的、能储蓄能兑换的互惠体系。
写到这里,我总会想起韩国正式迈入”超老龄社会”的那个时间点——2024年12月,65岁以上人口突破1024万,占总人口20%,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亿1031万,65岁以上占比15.4%。两国几乎在同一个历史阶段,被推到了同一个命题面前:当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得不共享越来越有限的资源与空间时,社会该如何安放彼此的焦虑?韩国选择在延迟退休、青年招聘政策上反复拉锯;中国则在4-2-1结构的重压下,催生出”躺平””摆烂”这样带着无声抗议意味的青年文化。这些看似南辕北辙的社会现象,其实都是同一种时代焦虑的不同表达。
所以我想把那位地铁老先生的问题,原样交还给读者:如果孙女说你”老顽固”,那句话真的错了吗?还是说,你我都该先问一句”你最近觉得什么有意思”,而不是急着给出人生建议?我在书里写下过五条给老年人的沟通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教导,而要提问”。这听起来简单,但真正做到需要克制——克制那种”我吃过的苦你没吃过”的本能冲动。第二条是”踏入数字世界”,哪怕只是订阅孙辈的视频号,或者像中国老人那样试着在抖音上发一段短视频,仅仅使用同一个平台,就足以创造出对话的素材。第三条是把经验当作可以商量的建议,而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不知道我的经验对你有没有帮助”,比”我那个年代嘛”更容易被接住。第四条是创造有角色分工的共同活动,社区菜园、烹饪教室、智能手机课堂,”一起做”本身就是桥梁。第五条,也是我个人体会最深的一条:承认对方也在受苦。韩国青年面对的是连续36个月萎缩的就业市场,中国青年面对的是独自赡养4位老人的结构性重压——他们不是在”变得奇怪”,而是在各自的战场上拼尽全力。
那天在地铁上,我最终对那位老先生说:”您没说错,只是可能少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愣了一下,笑着把手机收了起来。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有没有回复孙女,但我知道,代际之间的桥,往往就是从这样一句多问出口的话开始搭起来的。这段更完整的记述,收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13章”代际冲突:如何与年轻人相处”中,若您想读到更多中韩两国在就业、照护与共存策略上的比较与细节,欢迎前往图书详情页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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