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在首尔九老区一间不起眼的敬老堂门口站了很久,没有立刻进去。屋里传出电视综艺的笑声和几位老人低声聊天的声音,人不多,大概十来位,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剥着橘子。我采访银色桥梁系列这几年,去过太多类似的地方,但那天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间屋子里的人,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怎么变过。他们熟悉彼此的咳嗽声、熟悉谁家儿子在哪工作、熟悉谁的膝盖最近又疼了。这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情”,但推开门的那一瞬间,我也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刚搬来这个社区、谁都不认识的老人,我敢推开这扇门吗?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的一个傍晚看到了完全相反的画面。公园广场上,音乐一响,几十位甚至上百位老人几乎是自动地各就各位,动作整齐地跳起广场舞。没有人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认不认识旁边的人——只要你愿意站进队伍里,你就是这支舞的一员。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低门槛,我在写这一章时反复琢磨过。广场舞是为中国老年人同时提供自发性社区、信息交流平台和情感支持网络的综合社交平台,与麻将并列,15.86%的老年人参与其中。那一刻我明白了,中韩两国的老人,其实是用两种几乎相反的方式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晚年,该怎么和别人在一起。
回到首尔之后,我把两国的数字并排摆在了桌上,越看越觉得心里发沉。韩国60岁以上人群的社会孤立程度达到40.7%,比19至29岁群体高出16.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老人比年轻人孤立得更严重,而不是更被照顾。独居老人中18.7%的人表示,需要帮助时找不到任何可以求助的人。2024年,韩国孤独死亡人数达3924人,同比增长7.2%,其中60多岁的人占比最高,达32.4%,也就是1271人。这些数字我在专栏里写过不止一次,但每次重新敲出来,还是会停顿几秒。这不是抽象的统计,是我在敬老堂门口看到的那些老人,未来可能会走进的处境。
中国的数字给了我另一种震动。中国拥有超过1亿人参与的广场舞文化,社会团体参与率26.1%,看起来热闹得多,可情感孤独率同样高达38%。65岁以上老人中,52%每周外出社交次数不足3次。中国农村心理学会的报告里有一组我反复回看的数据:60至69岁低龄老人的家庭网络得分为7.36,朋友网络得分为6.52,可一旦进入70至79岁、80岁以上,这两个分数会急剧下滑。尤其是那些子女离家的”空巢老人”,身边其实并不缺人——广场上、公园里,热闹得很——但那种真正被理解、被记挂的感觉,却越来越稀薄。我把这个现象记在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人群孤独”。人群之中,依然孤独。
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韩国的”情”文化没能兜住这么多老人。答案其实藏在敬老堂那扇门里——一旦你因为丧偶、搬迁、健康恶化而离开了原来的圈子,想再重新建立一段新关系,机会极其有限。全国69,260所敬老堂、454所老年福利馆,团体参与率57.1%,数字看起来不低,可这些聚会大多是10到20人的小规模、熟人型社交,新面孔很难挤进去。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老年自杀率达到每10万人42.2人,是OECD平均水平16.5人的2.6倍。我们的关系很深,但很窄;一旦这条窄路断了,很多老人就再也找不到下一条路。2025年发表在《Aging & Mental Health》上的一项研究写得很直白:”社会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能解释孤独感,即使配偶之间存在矛盾,配偶关系仍具有减少孤独感的效果;相反,如果与子女的关系缺乏亲密感或存在冲突,孤独感反而会增加。”我读到这句话时,想起了敬老堂里那位一边剥橘子一边念叨儿子很久没打电话的奶奶。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不只是两个国家的性格差异,而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老龄化路径在同一时间撞在一起。2025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突破总人口的20.3%,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截至202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3亿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两国合计超过4亿老年人,都在同一个十年里,第一次大规模面对”退休后还要再活几十年”这个从未有过的命题。政府和企业过去谈老龄化,习惯谈养老金、谈医疗、谈护理床位,但这一章让我更确信一件事:社交基础设施本身,也应该被当作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来设计,而不是等孤独已经酿成悲剧之后才去补救。
写这一章的过程中,我特意去查了两国最近几年的政策文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错位。韩国保健福祉部近年推出的”老人社交孤立预防”事业,几乎都是以敬老堂、福利馆为据点在做加法——增加预算、增加项目、增加志愿者,却很少去碰”准入门槛”这个更根本的问题;而中国不少城市的社区治理文件里,反倒开始出现”广场舞管理与引导”这样的条款,想把这个野生生长出来的低门槛社交场,慢慢纳入更有组织、也更有质感的轨道里。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两国其实是在往对方的方向靠拢——韩国需要学会怎么把门开得更大,中国需要学会怎么把关系做得更深,而没有哪一种模式可以直接照搬到对方身上,因为支撑”情”与”广场”的,是完全不同的居住结构、家庭观念和城市化速度。
写完这一章,我给自己留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也想留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您:如果有一天您要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社区养老,您希望那里先有一群随时能一起跳舞、说说笑笑的邻居,还是希望先找到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听懂您欲言又止的那句话?我采访过的中韩老人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一点——量能给你陪伴,质才能给你归属,而理想的晚年,大概是先靠”量”把门推开,再靠”质”把人留下。广场舞之后能不能走出三五个真正的朋友,敬老堂能不能对陌生的新面孔敞开一点门缝,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这个关于中韩老人社交方式的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14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包括更多敬老堂与广场舞现场的具体对话、完整的统计比较表,以及我对”半开放型小规模社区”这一可能模式的实地观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找到这本书的完整内容。下一期专栏,我想接着聊聊当社交圈真正崩塌之后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孤独本身,以及中韩两国正在各自摸索的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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