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在北京朝阳区一个普通的社区活动室里,我遇见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赵姓爷爷。他正低头对着手机屏幕,手指有些笨拙地在一个绿色图标上戳来戳去。我凑近一看,他在用微信给远在深圳工作的孙女发红包——那是孙女生日,他提前存好了两百元,想赶在零点之前发出去。他抬头对我笑了笑,说:”这个我女儿教了三遍才学会,但学会了就离不开了,买菜、挂号、坐地铁,全靠它。”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采访对象的手机,而是一整代中国老人重新学习”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缩影。几个月后,我在首尔恩平区一家老人福祉馆,又见到了另一种风景——几位奶奶围坐在一起,轮流把孙子孙女的照片发到家庭群聊里,配上一个个夸张的表情包,笑声不断。同样是一块手机屏幕,同样是老年人的日常,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两次相遇,成了我动笔写这一章的起点。我在正文里记下过这样一句话:”微信已成为将支付、医疗、行政服务全部装入一个应用的’数字生存平台’,而카카오톡则定位为通过家庭群聊与表情包维系情感连接的’情感桥梁’。”这句话看似平淡,但我每次重读都会想起赵爷爷戳屏幕的那双手,和恩平奶奶们笑出眼泪的那张脸。同一个”老年人用手机”的命题,在两个社会里被回答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
数字本身也在说话。截至2025年,微信月活跃用户约14.8亿,其中51岁以上用户占整体的22.7%,超过了24岁以下的年轻群体,成为单一年龄段中最大的一群人。更让我停顿良久的是另一个数据——60岁以上用户消费了微信整体移动数据流量的约一半。这不是”老人也会用手机”那么简单的故事,而是老人正在用手机”生活”。韩国这一边,言论振兴财团2024年的调查显示,카카오톡国民使用率高达98.9%,65岁以上老人中93.9%使用即时通讯软件,主要用途写着两个字——”对话”。70岁以上智能手机持有率在2024年突破73%,我在正文里把这一年称为”韩国老年移动大众化的转折点”。两组数字放在一起看,渗透率几乎一样高,但”高使用率”背后藏着的生活方式,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书里也记录了清华大学老年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一飞的一句话,至今仍常常在我脑中回响:”如果不会用微信,连买一张公交车票都会变得陌生。对中国老人而言,微信不是智能手机的应用,而是’走出门去街上的那扇门’。”这句话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微信对中国老人来说不是”娱乐工具”,而是能不能独立走出家门、维持尊严生活的底线。相比之下,韩国老人如果不会用카카오톡,顶多是错过一次家庭群聊里的照片,不会耽误买菜、挂号或坐地铁——因为韩国的支付、医疗、交通系统并没有被压缩进一个App里。这个差异不是技术水平高低造成的,而是两个社会选择了不同的”数字化路径”:中国把公共服务集中打包进超级App,韩国则让通讯软件专注做情感连接,把支付、行政留给各自独立的系统。
我常常想,为什么同样是”数字银发”,两国走出了两条几乎相反的路。我自己的解读是——这背后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年孤独”想象。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太快,子女离乡务工、代际分居成为常态,老年人一旦失去在实体世界里”办事”的能力,就很容易被彻底孤立在家中;所以微信选择用一个App解决”生存”层面的孤独,让老人不必依赖子女陪同,也能挂号、缴费、买菜。而韩国的老年孤独,更多来自情感层面的疏离——子女近在同一座城市,却因为忙碌而疏于联系;카카오톡因此选择做”家庭客厅”,用表情包和群聊填补的,是情感的空白,而不是生存的门槛。两种孤独,两种药方,谁也说不上哪个更”先进”,只是分别对症了各自社会最痛的那个部位。
这背后还有更大的社会背景值得一提。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97亿,老龄化速度是全球罕见的”未富先老”型,政府近几年密集出台缩小数字鸿沟的政策,腾讯2021年上线的”关怀模式”、2024年的”微信支付亲属卡”，都可以看作产业与政策合力回应这场老龄化压力的产物。韩国这边,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0.3%,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카카오在2024年发布”更简单的카톡说明书”、2025年免费推出”카카오大字体”专用字体,同样是在回应同一道命题——只是韩国的应对姿态更偏向”关照现有的情感连接”,而非”重建生存基础设施”。两国老年人其实面对的是同一个时代课题:如何在数字化浪潮里,不被落下、不被孤立。
写这一章时,我还去了一趟北京海淀区一家挂着”手机课堂”牌子的社区教室,那里的场景我至今忘不掉。志愿者一遍遍教爷爷奶奶们打开微信视频通话,我在正文里写下了这样一幕:”当一位奶奶第一次在屏幕里看清楚外孙的脸时,她愣了两秒,随即用袖口擦了擦眼睛——那不是因为学会了操作,而是因为终于摸到了被距离和时间切断的那根线。”这句话之所以被我原封不动地放进书里,是因为它让我明白,老年人学手机这件事,从来都不只是”技能培训”,而是一场重新连接亲情的仪式。政策层面也在悄悄回应这份需求:中国民政部2021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保留现金支付、纸质挂号等传统渠道,不能让”不会用手机”变成”不能生活”的理由;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自2020年起推行的”디지털배움터”(数字学习驿站),截至2024年累计参与人次已超过400万,其中65岁以上学员占比过半,教的内容却几乎都是”如何用카카오톡视频通话”这样的情感连接课程,而非缴费挂号这类生存技能——两国政策的着力点,竟与两款App的底层逻辑遥相呼应。
我采访这么多老人下来,越来越确信一件事:教父母、教祖辈用手机的,往往不是政府的培训班,而是子女自己一遍遍耐心示范的那几分钟。赵爷爷说女儿教了他三遍,恩平的奶奶们也是被儿女或孙辈手把手带上手的。于是我常常问自己,也想问问读者——在你自己的家里,是谁在教长辈使用手机?那几分钟耐心,你愿意反复给几次?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却决定了我们的父母,究竟是被这个数字时代温柔接住,还是被悄悄落在了门外。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1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包括赵爷爷完整的采访实录、恩平福祉馆奶奶们的表情包收藏,以及我对韩国企业进军中国银发市场时应该如何理解”超级App”生态的具体建议。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查看完整内容: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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