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在首尔九老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小餐馆里发生的事。我坐在角落的位置,面前的汤还冒着热气,耳边忽然传来一句店员再自然不过的话——”我们不收银行卡,请扫码支付。”说这话的时候,店员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对面的客人。可我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位大概78岁上下的老人,双手悬在半空中僵住了。他手里攥着的,是一张早已准备好要递出去的银行卡。那一秒钟的静止,比任何统计数字都更让我心里一沉。我后来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反复想起那双手——不是笨拙,也不是不愿意学,而是一种被系统悄悄关在门外的茫然。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场景在韩国和中国的街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多看一眼。我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数字支付的便利性在’平均面孔’下熠熠发光,但被推出平均之外的老年群体,反而被切断了日常生活。”这句话不是我一个人的感慨,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研究团队在《中国老年数字鸿沟调查分析》里给出的判断,我把它引进了这一章,因为它精准地说出了我在九老那家餐馆里说不清楚的那种复杂心情——适老化从来不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应该是公共基础设施本该具备的前提。
数字不会说谎,但数字也不会流泪。2025年,韩国正式步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同一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规模突破3亿。这两个数字摆在一起看,已经足够让人屏息。而更细的数据,才真正揭示出问题的肌理。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2024年数字信息差距实态调查》,韩国5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数字信息化水平相对全民为72.3%,虽然一年间持续上升,但仍排在全部弱势群体的末位,落后于残障人士、低收入阶层和农渔民。70岁以上人群智能手机持有率达到73.0%,一年内提高了6.5个百分点,每周使用5天以上的比例也有64.4%。换句话说,机器已经握在手里了,可使用能力却只走完了一半的路。中国这边,情况同样沉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5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全部非网民中60岁以上群体占比高达46.8%;《2025中国老年数字支付安全报告》更指出,71.2%的老年用户对将银行卡绑定第三方支付App表示”不信任”或”非常不信任”。在医院扫码挂号的场景里,实地调查显示超过六成老人操作困难。
我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渐渐发现韩中两国这堵”数字高墙”其实长得并不一样。在韩国,老人面对的往往是”自助终端+扫码”的双重壁垒——汉堡店、咖啡馆、医院的无人挂号机、地铁售票机,屏幕越做越大,操作却越来越复杂,老人常常僵在”该按哪一处”的犹豫里。2024年韩国老年人权实态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70岁以上受访者坦言,曾因为身后排起长队而放弃在无人收银机前完成支付,转身默默离开。而在中国,情况有些不同——中国是全球向无现金社会转型最快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的街头小贩,一张二维码几乎能解决所有交易,可这种极致的便利,也带来了”拒收现金”引发的老年人维权事件,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一个问题,在两种社会土壤里,竟然结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样的相遇特别值得写下来?因为它提醒我,技术从不曾真正区分”能用”和”会用”之间的距离,而这条距离,恰恰是由年龄、由生活经验、由那一份”出错之后怎么办”的不安全感所构成的。我在书里写道:”老年人并非害怕技术,而是畏惧那种’出错后没有退路’的设计。”这句话是我在整理无数次采访笔记之后才敢下的判断——那位九老的老人不是不想学扫码,他只是不确定,万一按错了,身后排队的人会不会不耐烦,自己会不会因此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狼狈。适老化设计真正要解决的,从来不是字体大小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给老人留一条”允许犯错”的退路。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背后是两国几乎同步展开的政策应对。韩国修订了《老人福利法》,新设了自助终端与移动App面向高龄者的无障碍义务条款,并把”数字学习站”扩展到了敬老堂和老人福利馆这样的社区场所——这意味着,数字教育正在从”个人自救”变成”公共供给”。中国方面,国务院与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在治理”拒收现金”行为的同时,再次强调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适老化版本必须真正落地——大字体、语音引导、简化支付按钮、家人代付功能相继上线。2025年人民银行普惠金融报告也正式确认,支付包容的议题已经从”城乡之间”扩展到了”代际之间”。这不是巧合,而是两个老龄化速度不同、却面对同一道结构性难题的社会,几乎同时意识到——便利如果没有边界,就会变成排斥。
写到这里,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也想留给读者:我们是否把”数字包容”想得太简单了?给老人一个大字体的App图标,就算尽到责任了吗,还是说,真正的包容应该是让子女的账户和父母的账户联结在一起,让一次支付背后有一整个家庭的信任网络在托底?中国老年用户71.2%的不信任率,我在书里反复琢磨过,它的本质或许并不是”对技术的不信任”,而是”对关系的不信任”——没有人陪着走过第一次扫码的老人,自然会对冰冷的二维码心存戒备。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你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在那台自助终端前犹豫,你希望屏幕背后,有没有一双愿意等一等的手?
为了写这一章,我还去了一趟青岛市南区的一所”老年大学”数字课堂,坐在最后一排旁听了整整一节课。讲台上的老师反复只教一件事——扫码支付的四个步骤,一周教一遍,连教了六周。我在书里记下了课堂上一位68岁学员的原话:”不是我记不住,是我怕在外面按错了,后面排队的年轻人会看不起我。”这句话让我久久说不出话来。中国教育部与全国老龄办联合发布的《2024老年教育发展报告》显示,全国老年大学在校生已超过千万规模,但仍有超过七成的县级以下地区没有开设任何数字技能相关课程;韩国方面,保健福祉部同期数据也显示,数字学习站的实际参与率在农渔村地区不足城市地区的一半。我认为,这两组数字合在一起看,说明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不是老年人不愿意学,而是”学的机会”本身分布得极不均衡,越是需要它的地方,它越是缺席。
这也让我在写作这一章时,格外留意韩中两国家庭结构变化对老年数字融入的影响。韩国独居老人比例持续攀升,2024年统计已逼近全体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空巢老人”规模同样庞大,第七次人口普查后的追踪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农村老年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在儒家文化圈里,”赡养”曾经天然包含着陪伴与教导,可当子女离乡、老人独居成为常态,谁来扮演那个”愿意等一等、愿意再教一遍”的角色,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想问问读者:如果社区、便利店、甚至银行网点能多留一位愿意慢下来的工作人员,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冰冷的机器,那会不会比任何一款”适老化App”都更接近问题的答案?
那位在九老攥着银行卡僵住的老人,后来还是低声问了一句”能不能帮我扫一下”,旁边一位年轻顾客笑着接过了他的手机。那一幕很短,却是我这一路走访中,最常想起的画面之一——技术的高墙不是不能翻越,只是需要有人愿意先伸出手。这段相遇与其中的数据、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3章「扫码支付: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中有更详细的记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 查看完整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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