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九老区一间老年福利馆采访时,我见过一位七十出头的姐姐,把手机举得离屏幕很近,一笔一划地在笔记本上抄下讲师念的每一句话。她学的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只是怎么用外卖软件点一份粥。那一幕我记了很久——不是因为她学得多快,而是因为她学得那么认真,像是重新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教室。这次翻看《银色桥梁》第四卷第五章”在线学习:老年人的新课堂”的资料时,我又想起了那位姐姐。原来在她低头做笔记的同一时刻,太平洋对岸,还有一亿两千多万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数字告诉我一件我原本没太在意的事:韩国老年人”拿起手机”这一步,其实已经几乎完成了。2024年韩国70岁以上人群智能手机持有率达到73.0%,一年内跃升了6.5个百分点。可是持有和使用之间,隔着一道我们容易忽略的关口。老年群体的数字信息化水平只相当于一般国民的71.4%,依然是数字弱势群体中垫底的一层。也就是说,手机已经在他们手里了,真正的题目才刚刚开始——那就是内容,和学习本身。
[图表:中韩银发数字持有·使用·学习参与率比较(2024)]
把镜头转向中国,规模感完全是另一个量级。截至2024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22.0%,同年60岁以上互联网用户已突破1.6亿。而2023年3月才成立的”国家老年大学”,不到两年时间就聚起了全国5.5万个学习据点、累计学习者2214万人、在线课程43.6万门,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银发学习平台。我在整理这组数字时,反复算了好几遍——四十六万门课程,是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每天都有新的课在开课。
但比起冰冷的规模数字,真正让我停下笔的,是”千尺学堂”这家民营平台的用户画像。截至2024年3月,它的累计注册用户达到1.21亿,其中64%是女性,月均可支配收入5119元人民币,约合95万韩元。这不是我们习惯想象中”被数字时代落下的老人”,而是一群经济宽裕、愿意为兴趣付费的城市银发族——学书法、学钢琴、学健康知识,像年轻人报兴趣班一样自然。反观韩国,同类的”付费银发e-learning市场”这个品类,坦白说,几乎还没真正成形。我们的数字学习中心、K-MOOC银发专区,都还停留在政府免费托底的阶段,教的多半是自助点餐机、移动银行、外卖APP这类”生存型数字技能”。65到79岁人群的终身教育参与率是23.5%,这个数字本身不算低,但和中国兴趣学习中老年人90%都选择在线课程这个比例摆在一起,还是能看出两边站的是不同的台阶。
我常常想,这个落差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是说韩国做得不够好——数字学习中心把课堂搬进经路堂、老年福利馆,让完全没碰过智能手机的老人先学会打字、学会视频通话,这一步骤本身极其必要,甚至可以说是更基础、更普惠的一步。而中国的国家老年大学,是在几乎完成了”接入”这道题之后,才把重心放到内容的丰富和付费习惯的培养上。换句话说,两边其实走的不是同一条路,而是同一条路的不同段落。韩国现在正处在”为了不被抛下而学习”的阶段,中国已经往前走到了”愿意花钱买兴趣”的阶段。看清这一点,比单纯感叹谁的规模更大,更有意义。
让我真正意识到这件事分量的,是人民日报一篇评论里的一句话——”老年期的学习并非单纯的休闲,而是重新恢复’自我效能感’的过程。在线课堂是把老年人从社会的’被排除者’变为’参与者’最快的桥梁。”我把这句话反复读了几遍。它说的不是老年教育的产业规模,而是学习这件事本身对一个人晚年心理状态的意义。我采访过的那位姐姐,她学会点外卖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方便多了”,而是”我现在不用麻烦孩子了”。那种重新握回主动权的感觉,或许才是这一整章数字背后,最值得被读懂的部分。
这背后当然也牵着更大的社会背景。韩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约1024万人,占总人口19.2%,老龄化的速度众所周知;中国60岁以上人口3.1亿,占比22.0%,基数更是庞大到难以想象。两国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终身学习”当成应对超高龄社会的关键一环——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推动着2025到2029年规模367.5亿韩元的高龄者数字素养技术开发项目,方向已经从”教老人学习”转向”让老人自己创作内容”;中国这边,中央到地方也在持续加码国家老年大学的据点铺设。这不只是教育政策,更像是两国不约而同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要如何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继续觉得自己是”参与者”,而不是被动被照顾的对象。
整理这一章的时候,我又翻回到书里记录的另一句现场发言——国家老年大学一位地方分校负责人在受访时说过,”我们不是在教老人用手机,我们是在教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学会一件新事情。”这句话我抄在了自己的采访本上,和那位九老区姐姐的故事放在同一页。因为说到底,不管是免费托底的数字学习中心,还是收费自选的千尺学堂,两边真正在贩卖的从来不是课程本身,而是”我还学得会”这四个字带来的底气。这份底气,恰恰是我们这代人将来最需要储备的东西——毕竟按照现在的老龄化速度,韩国到2025年就将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而这一天,比很多人以为的要来得更快。
所以我也想借这一章,问问身边和我年纪相仿的朋友们:等我们自己到了要重新坐进”课堂”的那一天,我们希望学费单上写的是”政府支持,免费入学”,还是”月费98元,想学什么自己选”?这两种答案背后,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晚年生活想象——一种把老年人当作需要托底的对象,一种把老年人当作仍然拥有消费能力和审美追求的主体。我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提前想清楚,而不是等真正老去的那天,才发现选项早已被别人定好了。
写到这里,我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而不只是留给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自己,也要重新坐回”课桌”前,我们希望那间教室长什么样子?是像韩国经路堂里那样,由政府托底、免费但略显基础的生存技能课;还是像千尺学堂那样,可以按自己的兴趣挑课、愿意为热爱付费的社群式课堂?我想答案未必是二选一——也许真正理想的新课堂,是把韩国这种温暖、耐心、以人为本的授课语调,和中国这种规模化、社群化的运营能力结合起来。毕竟不管隔着多大的屏幕,能叫出学生名字的老师,才是让人愿意一直坐下去的理由。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5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整理了中韩两国老年在线学习市场的完整对比表格,以及韩国企业进入中国银发教育市场时需要留意的资质与风险清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找到这一卷的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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