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首尔九老区一家老年福祉馆做完访谈准备离开时,一位七十岁出头的大婶叫住了我。她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是一条短信,写着”您涉嫌洗钱,请立即联系检察厅确认身份”。她问我,这是真的吗。我看着那条短信,又看着她的表情——不是恐慌,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怕自己判断错的犹豫。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需要的或许不是一堂”如何识别诈骗短信”的讲座,而是有个人能坐下来,陪她把这条短信念一遍,告诉她”不用怕,这不是真的”。这件小事,成了我后来写下这一章的起点。
回去翻资料时,我读到一句让我停下笔的话。刘宁教授在她那篇关于老年人网络诈骗受害的法社会学分析里写道:”老年人诈骗受害的本质并非数字文盲,而是社会性孤立。比技术教育更需要的,是每天一通问候家人与邻居的电话。”我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第一页,因为它几乎推翻了我原本准备写的角度——我本来想写”老人不懂技术所以容易被骗”,但她告诉我,真正的漏洞不在屏幕这边,而在屋子里那份长久的安静。
数字是冷的,但足够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据韩国金融监督院与警察厅的统计,电信诈骗损失额从2023年的4,472亿韩元,一年内几乎翻倍涨到2024年的8,545亿韩元,到2025年仅8月为止就已突破8,856亿韩元,人均受害金额达到1,700万韩元,是前一年的1.5倍。而在受害者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30.6%,是所有年龄段中比重最高的一群。中国那边的数字更庞大——2024年全国电信诈骗案件213万起,直接经济损失970亿元人民币,折合约18万亿韩元。在”冒充公检法”这一类型的受害者中,70%以上是老年人。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看,不是巧合,而是两个同时迈入超高龄社会的国家,共同撞上的同一堵墙。
让我印象更深的,是我在采访中国养老机构时听到的一个细节。一位从事社区反诈工作的社工告诉我,他们最近处理的一起案子里,诈骗分子只用了十分钟的视频通话,就骗走了受害老人430万元人民币——因为对方的声音、表情,甚至说话的语气,都被AI学得几乎和她儿子一模一样。这不再是”老人容易上当”的老问题。数据显示,在AI诈骗案件的受害者中,老年人占比约27%,和年轻阶层的27%几乎持平。换句话说,当骗术进化到能模仿最熟悉的声音时,警惕心这道防线,对谁都一样脆弱。韩国这边冒充检察官、警察、金监院的”机关冒充型”诈骗,2025年达到13,323起,较2016年激增了四倍——手法不同,内核却是同一种精准算计:利用人对权威的信任,利用人对家人的责任感,更利用人内心那份没处说的孤独。
我在写这一章时,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两国都已经把老年人成功带进了数字世界——韩国60岁以上互联网使用率达到97.4%,中国60岁以上网民多达1.19亿人——诈骗损失金额却也在同一个十年里翻了一倍以上?后来我想明白了,连接不等于陪伴。老人学会了用智能手机看新闻、发红包、视频通话,可如果她一整天里唯一响起的电话,是那通冒充检察官的诈骗电话,那这次”连接”带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危险。技术把老人接入了网络,却没有人告诉网络那头,她其实很想有人聊聊天。这是我这本书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悖论——数字越普及,孤独感有时反而越具体。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背后是两国都在应对的同一场制度考验。中国自2021年推行”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以来,2025年全面启动了基于大数据与AI的诈骗识别系统,国家反诈中心APP下载量达到6.5亿次,汇款24小时冻结制度成为强制义务后,资金追回率提升到了35.7%。韩国则在2024年修订了《电信诈骗受害返还法》,强化了金融机构的责任,但追回率仍徘徊在26%左右。两国政府都在往技术拦截的方向使劲,这是对的,也是必要的。可我在福祉馆看到的那位大婶提醒我,技术拦截得住转账指令,却拦不住一个人在深夜接到陌生来电时那份没人可问的心慌。这才是”信息化适老”政策之外,真正需要被正视的一层。
整理这一章的注释时,我又翻到另一组数字,和刘宁教授那句话对照着看,让我久久合不上笔记本。韩国统计厅2025年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独居老人已达到221万户,占老年家庭总数的近三成;中国民政部门的调查里,农村”空巢老人”比例超过45%,城市里这个数字也逼近38%。刘宁教授在书里还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舍得删掉:”诈骗分子从不主动联系那些每天有人问候的老人——因为那样的老人,会先打电话去问儿女。”这句话听起来像常识,可当我把它和年均近九千亿韩元、近千亿元人民币的受害金额放在一起时,才意识到常识背后是多么具体的代价——每一通没打出去的问候电话,某种意义上都是留给骗子的一个空档。
我采访过的一位中国社区民警说过一句让我一直记着的话:他们辖区里真正屡次上当的老人,往往不是最不懂手机的那几位,而是子女在外地、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的那几户。这和韩国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首尔市老年综合支援中心的内部统计也显示,独居、且每周与子女联系不足一次的老人,受骗率是有日常联系老人的近三倍。我把这两组观察摆在一起时,忽然觉得,所谓”防诈骗教育”,如果只教老人”看清号码、别轻信官方来电”,其实是把责任单方面压在了最弱势的一方身上。真正该被教育的,或许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学会把”忙”这个字,从每天该打的那通电话里拿掉。
所以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你认识的某位独居长辈,今天接到一通语气紧急的陌生来电,他们会先打给谁?是打给你,还是先被那通电话说服?我问过很多子女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愣了一下,说”应该会先打给我吧”,但语气里带着不确定。这份不确定,恰恰是留给我们所有人的功课——比起教会父母如何识别一条诈骗短信,或许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确信,无论几点,那通电话第一个会想到打给的人,是我们。技术可以拦截转账,但拦不住那份”要不要先问问孩子”的犹豫是否真实存在——而那份犹豫,只能靠日常的联系去养成。
那天在福祉馆,我陪那位大婶回了一条短信,把发件号码删除拉黑,又多坐了二十分钟,听她讲起她儿子这个月工作忙,已经十天没打电话回家了。这个故事,连同更多我在中国养老机构走访时听到的细节、两国反诈体系的具体比较、以及银发科技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该注意的门槛与机会,都记录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7章”网络诈骗:如何保护老年人”中。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以前往图书详情页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 查看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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