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桥梁] 第4卷 · 第9章 · 天坛外的广场舞与钟路的一支麦克风:我在中韩两地看见的银发相聚方式

朴洙璡专栏作家发布 2026/08/23 [16:02] 文章编号 55722

银色桥梁 · 第4卷第9章 (hero)

今年十月一个微凉的傍晚,我在北京天坛公园外围的一块空地上站了很久。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三四十个人,大多是五十岁到七十岁之间的女性。音乐一响,队伍便自然地展开,动作整齐得让人惊讶——没有人喊口令,领舞者站在最前面,其余的人就那样跟着走位、转身、抬手。我在人群外围站着,忽然想起几天前在首尔钟路一家硬币KTV里见到的场景:一间不到两坪的房间,三位老人轮流握着麦克风,唱完一首便递给下一位,曲目大多是演歌和老电视剧插曲。同样是”想和人一起唱歌跳舞”的心情,却在两个城市里长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

我后来在整理这一章的资料时,读到中国老年体育服务产业研究者马欣滢的一句话,一直放在心里没有放下:”广场舞不是单纯的运动,而是退休女性获得新身份、在城市中获得可见性的公共仪式。不用麦克风,只凭一段音乐就能让一万人同时起舞的景象,是中国银发经济最强大的流量入口。”这句话让我重新理解了那天傍晚天坛外的那片空地——那不只是锻炼身体的场所,更像是一群女性重新被”看见”的舞台。她们退休之后,不再是某个单位的职员或某个家庭的主妇,而是那支队伍里踩着同一个节拍的一员。

数字也印证了这种规模的差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2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65岁以上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15.6%。新华通讯社与腾讯的联合调查推算,全国广场舞定期参与人口约达1亿人,其中八成以上是五十岁到七十岁的女性,男性比例不到两成。相比之下,韩国65岁以上人口约1,024万人,占总人口19.2%,老龄化的速度其实更快,但银发族聚集唱歌的方式却完全走向了室内。据韩国经济数据分析,仅2024年1月到9月,全国就有691家KTV停业,新开业的只有243家,是停业数的不到一半。填补这个空缺的,是敬老堂和福利馆里悄悄铺开的银发族歌唱设备——同期TJ Media的销售额达964亿韩元,同比增长12.2%,增长的动力大半来自这些B2G渠道。

让我印象更深的,是消费方式的分岔。CBNData在2024年的报告里统计,广场舞参与者平均每人在服装、鞋子、蓝牙音箱等装备上的支出约为437元,以此推算的直接市场规模已超过500亿元。这已经不只是一项爱好,而是一种带着仪式感的自我投资——很多阿姨会为了跳广场舞专门置办一整套演出服,置办的时候脸上带着的那种认真,和年轻人买新手机时的兴奋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在韩国,银发族的支出更多集中在歌唱教室的会费上,一年大约六万到十万韩元,规模小,但也更私密、更细水长流。一位是在广场中央被上千人看见,一位是在六人的包间里被身边的老朋友听见——获得认同的方式不同,但那份想被听见的心情,我想是相通的。

我一直觉得,这一章真正想说的不是”哪种娱乐更好”,而是城市为老年人留出了怎样的空间,老年人就会活出怎样的样子。中国的单位制社区规划里,广场几乎是标配,北京天坛、上海人民广场、成都天府广场自不必说,就连很小的居民小区里也常有一块像舞台一样的空地。傍晚六点到八点,天还亮着,这些广场就自然变成了母亲一代的舞场。韩国则从1990年代开始,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被咖啡厅和商业设施迅速挤占,老年人能聚集的地方被压缩进了室内——KTV、敬老堂、福利馆。同样想要”一起”的欲望,一边长成了万人规模的户外群舞,一边变成了六人包间里传递的一支麦克风,这背后其实是空间设计先做出的选择,老年人只是顺着这个选择去生活。

把这两幅图景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会看得更清楚。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把广场舞纳入”健康中国2030″的政策体系,作为全民健身的一部分正式推进;糖豆、99广场舞等App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五千万,视频课程和直播舞蹈开始付费化,这说明银发族的数字化转型速度,其实并不比年轻人慢。韩国这边,全国六万八千余处敬老堂正在逐步导入智慧设备和AI伴唱机,光明市、仁川万寿3洞等地已经有了可以参考的案例。两条路线看起来方向不同,但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里老年人口占比越来越高,城市要不要,以及怎么为他们腾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翻看采访笔记时,我又找到一段当时随手记下的对话。那天在天坛外,一位六十七岁的阿姨——她姓周,退休前在纺织厂做了三十多年会计——一边整理队形一边跟我说:”我们这支队伍里,谁生病住院了,大家轮流去看;谁家孩子结婚,整支队伍都去随份子。跳舞是一半,剩下的一半,是有了一个不会散的圈子。”这句话我后来一字不差地写进了书里,因为它比任何统计数字都更准确地说明了广场舞真正提供的东西——不是运动量,而是一张退休之后仍能兜住人的关系网。相比之下,我在首尔那间硬币KTV里遇到的三位老人,彼此其实并不算太熟,只是恰好住在附近、恰好都爱唱歌,唱完各自回家,连电话号码都没有互相留。同样是”一起”,紧密程度却差了一大截。

这种差异,某种程度上也能从养老保障的数字里找到线索。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统计,韩国老年贫困率长期在OECD国家中位居首位,2022年基准仍高达38.1%,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仍需为生计奔波,能安心走进歌唱教室、按月缴费的,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相对宽裕的一群。中国这边,国务院在2024年发布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里,明确把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和老年文体活动场地建设列为重点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像广场舞这样几乎零成本、依托公共空间的活动,能够在短短二十年间发展成上亿人参与的现象——它对经济条件的门槛低到几乎可以忽略。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常常想,一个社会给老年人预留的”免费公共空间”有多大,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老年人晚年生活里”自发的欢乐”能有多少。这或许也是留给我们这些做子女、做政策制定者的读者一个问题:与其等老年人自己去挤出一片空地或一间包间,我们能不能主动把这样的空间,更早一点、更多一点地留出来?

写到这里,我总会想问读者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父母或者岳父母退休之后,会更愿意走进一片广场,还是走进一间安静的包间?这个答案背后,其实藏着他们对”被看见”和”被陪伴”这两种需求的不同排序,而我们这一代做子女的,常常没有认真问过。天坛外那支整齐的队伍,和钟路那间狭小却热闹的包间,都不是偶然形成的风景,而是几十年城市规划和世代结构一点一点堆积出来的结果。我总觉得,理解父母这一代人选择的娱乐方式,或许是理解他们晚年心境的一条很实在的路径。

这个故事,以及广场舞与KTV背后更完整的产业数据、政策脉络与我在两地采访时记下的更多细节,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9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找到这一卷的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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