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五十分,我站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回廊边上,音箱里的旋律还没完全响起,几位阿姨已经在原地压腿、活动手腕,像是在为即将开始的一场仪式做准备。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就在几天前的一个类似的清晨,我曾站在首尔南山环山步道的入口,看着一群手持登山杖的六十多岁老人排成一列,沉默地往山上走去。两幅画面隔着一片海,却在同一个时间点悄然重叠——中韩两国的老年人,几乎在同一分钟里,选择了用”走出家门”来开始新的一天。这种巧合让我意识到,若想理解一个国家的老龄社会究竟在发生什么,与其去读厚厚的统计年鉴,不如先去公园里坐一坐,看长者们如何度过清晨的第一个小时。这也是我在《银色桥梁》第四卷”数字银发”中执意要单独写一章”晨练文化”的原因。
我采访过的一位广场舞领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采访本里:退休以后,广场就是她重新找到自己位置的地方。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道出了我在两国公园里反复观察到的同一个主题——健康只是表象,连接才是内核。据新华社2025年10月的报道,中国全国范围内热衷广场舞的人口已达约1亿人;而根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24年国民生活体育调查,60多岁群体的生活体育参与率达到68.0%,位居全年龄段之首。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乍一看像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各自运转,但我在实地走访之后越来越确信,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答案:退休之后,我还是不是社会的一部分?
北京朝阳公园、上海鲁迅公园、广州越秀公园,清晨六点到八点会挤满数千人的银色浪潮——广场舞、太极拳、书法、合唱团、交谊舞、踢毽子、武术剑法,几乎每一种传统的集体活动都能在公园里找到自己的一角。国营电视台CCTV将广场舞常驻人口估算为1亿人以上,而202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3.23亿,占总人口23%。把这两个数字并排放在一起算一算,就会发现每3位中国老人中约有1位曾经参与过广场舞。这不是一个小众爱好,而是一场几乎覆盖了整整一代人的日常仪式。我记得在天坛采访时,一位六十七岁的阿姨一边整理音箱线一边告诉我,她跳广场舞已经十二年了,风雨无阻,”跳的不是舞,是日子”。这句话我后来反复琢磨,越琢磨越觉得它精准地抓住了广场舞的本质——它不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更是一种把每一天重新组织起来的方式。
而在首尔的清晨,主角换成了”步行”和”登山”。文化体育观光部2024年国民休闲活动调查显示,”散步与步行”以43.5%的参与率位列休闲活动第二,仅次于看电视的60.8%。据趋势调查机构Trend Monitor在2024年发布的登山认知调查,60岁以上群体占全部登山人口的30%,居各年龄段首位,其中75%的人给出的理由是”健康”。同一年,60多岁群体的生活体育参与率为68.0%,比20多岁群体的47.4%高出整整20个百分点以上。韩国国土面积的64%为山地,仅首尔市内就有北汉山、冠岳山、水落山等海拔近千米的山峰嵌入市区,这让”上山”成了一件几乎不需要任何计划、推门就能实现的事。我曾在冠岳山脚下遇到一对结伴登山十几年的老夫妻,他们告诉我,他们几乎从不缺席,即便是雨天,也会撑着伞走到半山腰的凉亭坐一会儿再下山。他们说这不是任务,是”跟自己的约定”。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晨,让我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韩国的长者在山间独自默念”我依然属于这个社会”,而中国的长者则在广场上和几十人一起合唱同一句话。方式不同,内核却惊人地一致——健康、连接、尊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晓慧在2025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我一直觉得说得极为准确:广场舞不仅仅是运动,它是退休后重新与社会相连的广场,是战胜孤独的节奏,是唯一让世代相融的公共舞台。要理解当下的中国银发市场,先得倾听公园里的音箱声。我把这句话抄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因为它提醒我,任何试图用纯粹的商业视角去看待银发经济的人,都必须先弯下腰,去听一听清晨六点公园里真正响起的声音。
广场舞的起源本身也值得细细讲一讲。它起步于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后大批退休的50、60年代出生的女性——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大妈”们——她们把工厂时代集体操的记忆,原样移植到了今天的公共广场上。国家体育总局2015年公布了12套标准编舞,完成了一场”政府打造的民俗”的建构,而人们熟悉的简化24式太极拳同样是国家层面推广的作品。换句话说,中国的晨练文化,是”集体节奏”与”政府设计”共同催生的产物,它既是民间自发的情感需求,也带着自上而下的制度痕迹。河北马赛艺术中心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广场舞持肯定态度,其中1960年代与1990年代出生者的支持度最高。世代在交替,广场却从未空置过——这句话我原本以为是自己的感慨,后来发现几乎每一位受访的领队都用类似的说法向我描述过同样的场景。
与之相对,韩国的晨练文化更像是一种”分散化的集体性”。2023年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群的团体活动参与率为57.1%,这并不意味着集体性消失了,而是它换了一种更小、更轻的形式存在——登山会、社区近邻公园里的室外健身器材(民间常戏称为”奶奶健身房”)、门球场,构成了韩国长者日常生活的据点。2024年全国公共体育设施已达58,884处,其中生活体育公园、简易运动场、公园高尔夫球场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我在走访这些设施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比起中国广场舞那种一呼百应的即时集结,韩国的健身器材区更像是一种”错峰共处”——彼此不特意约定时间,却总能在差不多的钟点里遇见相似的面孔,久而久之,陌生人变成了点头之交,点头之交又慢慢变成了会互相提醒”今天怎么没来”的邻里。
写到这里,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中韩两国为什么会走出如此不同的晨练路径?答案或许藏在人口结构与国土条件的交汇处。据统计厅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至2025年间,韩国65岁以上人口达1,395万人,占总人口27.2%,已经迈入超老龄社会;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3.23亿,占总人口23.0%,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老年市场。韩国地狭山多,决定了”登山”成为几乎人人可及的运动;中国城市广场空间充裕、集体主义文化根基深厚,决定了广场舞能够以近乎”民俗”的方式生长起来。两条路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国土条件、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历程,以及两种不同的、关于”晚年该如何度过”的集体想象。这正是我在这一章里反复强调的一点——理解银发世代,不能只看数字,还要看这些数字是在怎样的土地上长出来的。
但我更想邀请读者一起思考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当孤独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公共卫生议题的今天,中国广场上那种数十人合唱的连接方式,是否也是韩国的社区规划者、地方政府应该认真学习的一课?反过来,韩国先一步经历超老龄社会所积累的生活体育体系、公共体育设施设计经验,又是否能为拥有3亿活跃老年人口的中国提供一份可以直接翻译的参考答案?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始终没有把它写成一份非此即彼的比较报告,而是希望它成为一面镜子——让韩国的长者看见广场舞里那种毫无保留的集体归属感,也让中国的长者看见登山路上那种安静而坚定的个体尊严。银色桥梁,正是在公园清晨六点那一刻,悄悄架设起来的。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13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收录了更多我在天坛公园与南山环山步道两地的实地对话与观察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图书详情页了解更多: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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