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两位老人,一位在北京,一位在首尔,我在采访《银色桥梁》第四卷的过程中先后见到了他们。他们的年纪相差不到四岁,住的地方却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到北京朝阳区的时候是清晨五点半,天还没大亮,李老先生已经站在天坛公园附近的社区广场上,和四十多位太极拳协会的会员一起活动筋骨。几天后我在首尔钟路区的塔洞公园见到金女士,她手里攥着一张地铁免费乘车优待卡,笑着说自己”今天还没决定要去哪儿”。同样是七十岁上下的老人,一个的生活半径不出社区三百米,一个的生活半径却能延伸到十四公里之外。我站在两边,忽然觉得,所谓”老龄化对策”,从来不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题目。
李老先生的一天,我后来把它写进了书里:”上午8点,他在小区内的’养老驿站’享用12~15元一顿的营养餐;下午则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慢性病管理。”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是我这些年在中国走访养老现场时最常听到的一种叙述节奏——不是”去哪里养老”,而是”养老就在家门口”。北京市从2024年起把这种理念落到了实处,截至当年年末,全市运营的养老驿站已超过1,700家,在城市范围内织出了一张”15分钟养老服务圈”。9073模式的意思是,90%的老人依然住在自己家里,但只要走出家门三百米,福利与医疗服务就已经在那里等着。我问过李老先生会不会觉得活动范围太小,他想了想说:”我年轻的时候满城跑,现在能在楼下把病看了、把饭吃了,挺好。”
把这句话放回统计数据里看,分量会更清楚一些。据北京市民政局2025年9月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截至2024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已达514万人,同比增加19.2万人,这是北京历史上首次突破500万大关。若按户籍人口口径计算,60岁以上人群占比高达31.1%,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有68.7万人——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北京户籍人口里,就有三个多是高龄老人。北京60岁以上人口占比23.5%,比中国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出1.5个百分点,是名副其实”跑在全国前面”的城市。而我所在的首尔,情况却出现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反转:首尔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2025年首次突破20%大关,达到20.43%,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但这个数字竟然还落后于韩国全国21.21%的平均水平。北京是”领先全国的先行城市”,首尔却成了”略微落后全国的青年首都”——这个微妙的错位,恰恰是这一章我最想讲清楚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我在书里也试着解释过:韩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早已从”农村涌向首尔”逆转为”首尔外溢近郊”,年轻家庭为了住房成本纷纷搬去京畿道,把首尔留给了更年长的一代人;而中国仍处在人口向首都持续聚集上升的阶段,这让北京的老龄化速度反而比很多想象中”更古老”的城市来得更快。金女士的一天恰好是首尔式老龄生活的缩影:上午在塔洞公园与老朋友碰面,中午去东大门吃一碗1,000韩元的汤饭,下午再到社区老人会馆下一盘围棋。听起来很惬意,但首尔市老人会馆共有3,329所,约占全国的11%,平均每处使用者却只有8~12人,空间利用率并不高。问题在于,首尔的”社区”几乎都集中在老人会馆和敬老堂这一类单一功能空间里,缺少像北京”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样把福利和医疗拧在一起的结构性设计。我把这个差异记录下来时用了一句话:首尔老人”移动范围广,但照护较浅”;北京老人”活动范围窄,但照护较深”。
这句话我后来又反复推敲过,因为它其实牵涉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哲学。首尔从1984年起就实施地铁免费乘车,这项政策撑起了老年人极高的社会活力与自主感,却也在财政上背负着越来越重的负担——2025年首尔交通公社因老人免费乘车产生的亏损达到3,832亿韩元,比五年前增加了77%。与此同时,韩国的基础养老金每月最高只有34万2,510韩元,而老年贫困率超过40%,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北京这边,2025年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是998元,另加高龄津贴913元,金额看起来不算高,但配合石景山区正在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重度失能老人每月可获3,000元补贴——再叠加养老驿站与医养结合设施的覆盖,老年人的”照护安全感”反而更扎实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邱雪副研究员说过一句话,我原样记在了书里:”北京在把照护’拉进社区’,而首尔则试图以’移动自由’维系老年活力。两种模式都不是标准答案——唯有二者相互补充,真正的超老龄社会设计才算完整。”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不只是学术判断,更像是我这几个月在两座城市之间往返之后,自己也说不出口、却一直隐隐感觉到的结论。
把镜头再拉远一点看社会背景,会发现两国首都的老龄化其实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各自国家宏观政策周期的缩影。中国正在启动”十五五”规划(2026~2030),养老预算即将进入集中投放期,北京作为”先行两年”的城市,很可能率先试验医养结合、长期护理保险全国推广(计划于2028年铺开)等制度创新。韩国这边,首尔虽然目前还”年轻”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各自治区的人口推算已经写明:2030年首尔65岁以上比重将达到24.5%,2040年更会攀升至31.9%。换句话说,首尔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几年后地方城市即将复制的剧本;而北京现在经历的,某种意义上也是首尔十年前走过的路。两座城市看似方向相反,实则都在为同一道题目寻找答案,只是各自手里拿到的政策工具、财政条件和人口结构完全不同。
写到这里,我想把问题抛回给读者,也抛给我自己:如果有一天,你所在的城市必须在”把服务拉近老人身边”和”让老人保有移动的自由”之间选一个先做,你会怎么选?我自己没有标准答案,只知道单靠其中一种模式,大概率都会留下缺口——北京式的集约照护省了钱、聚了医疗资源,却可能悄悄养出更深的孤独感;首尔式的分散福利保住了老年人的社会活力,却始终甩不掉那顶”OECD老年贫困率最高”的帽子。或许对正在酝酿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来说,答案反而更清晰一些:与其原样复制首尔经验,不如把北京的”结构”和首尔的”自主”编织在一起,做成医养结合与K式健康管理的混合套餐,这恰好也和”十五五”规划反复强调的”整合养老”理念对上了节奏。当然,价格阻力、政策依赖性、数据本地化监管这些现实门槛一个都不能绕过——但正因为北京与首尔已经先替我们试错了一遍,这些教训本身就是最值钱的教科书。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数字银发》第17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里面还收录了更多关于养老驿站运营细节、老人会馆使用现状,以及韩国企业进入北京市场的具体路径分析。如果你也对两座首都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感兴趣,欢迎移步图书详情页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4-cn/ 了解完整内容。下一章,我会带大家去黄浦江畔和广安里,看看上海与釜山这两座港口城市,又发展出了怎样”依海而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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