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一组我反复读了很多遍的数字。写《银色桥梁》第5卷《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7章时,我把两个画面并排放在书桌上。一个是首尔疗养医院的窗前,老人坐着往外看。另一个是上海一家社区养老中心的走廊,很长,很静。两个画面都没有人说话。这些年我写中韩两国的银发世代,这一章写得最慢。资料并不难找,慢是因为每引用一个数字,我都会想到数字背后站着的人。
先把最刺痛我的两个数字摆出来。2022年12月,中国解除“动态清零”政策,之后一个月内,60岁以上人口的死亡率从每千人24人翻倍到50人。差不多同一时期,韩国疗养医院的老年患者因新冠死亡的风险,是普通医院患者的3.58倍。我在书里写道:同样的病毒,同样的高龄人群,却是完全不同的五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作结论。它更像我给自己的一个提醒,提醒我别急着下判断。

再说说背景。2020年到2021年,中韩两国都曾被看作防疫的模范,到了最后一年,走势却分开了。中国在2022年12月急转弯,高龄者的死亡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出现。韩国走的是另一条路,2022年奥密克戎流行是一条平缓而漫长的曲线。有一点两国相同:新冠死亡的总人数里,60岁以上的高龄者占九成左右。韩国累计的新冠死亡约35,934人(截至2023年8月)。韩国统计厅2025年发布的2024年死亡原因统计显示,总死亡人数是358,569人,比上一年增加1.7%。和疫情前的2019年(295,110人)相比,增加了21.5%。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75岁以上的人群。
中国的数字要复杂得多。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在12万人左右。2023年,Ioannidis团队在《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上发表推算,区间从49,962人到691,219人,跨度大得让人不知所措。王亦茹等人的后续研究指出,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60岁以上人群的超额死亡率约为平时的2倍。我在章里用一句话概括两国的差别:韩国是“漫长而缓慢的冲击”,中国是“短暂而剧烈的冲击”。这句话只描述形状,并不评判谁做得好。人口规模不同,节奏不同,能拿出来对照的资料也不同。
数字之外,还有一种更难数的东西:孤立。2024年,《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发表了一项韩国老年研究,结论是独居老人的抑郁程度明显高于与他人同住的老人。疗养设施禁止探视的那段时间,认知功能的下降和抑郁的风险一层层叠加上去。承担照护的家属也没有被放过,研究显示,疫情期间照护家属出现重度抑郁的可能性,是非照护家属的2.36倍。我读到这里停了很久。那些日子里,隔着玻璃、隔着屏幕、隔着一道门,有多少人说不出“我想你”这三个字,研究里没有写,我也没法替他们说。
中国这一侧的记录,读起来一样沉。北京大学张丹丹教授团队2023年的研究提到,疫情期间湖北,尤其是武汉,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上升。养老机构的处境也很艰难,隔离和消毒让运营成本比平时高出30%到40%,一些中小民营机构因为现金流断裂而关门,上门照护的服务也一度中断。复旦大学的彭希哲教授说过一句话,我把它抄在了书稿的页边:“我们没有统计到的伤害,比我们统计到的更大。”封控期间高龄者遇到的数字排斥和心理健康恶化,他称之为与医疗死亡完全独立的长期灾难。我读到这里,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我要把这两组记录放在一起?因为我越比越觉得,疫情照出来的不是床位够不够。中韩两国的照护型床位占比并不低,韩国以疗养医院口径算约为72%,中国到2024年末是65.7%。可是床位多,并不等于照护的网络就紧。感染在机构里怎么管,家属被拦在门外时怎么办,一位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怎么和儿女说上话,这些事,靠床位数回答不了。这也是我写这一章时最想说清楚的一点:疫情留下的课题,是一张网织得够不够密。
再看两国眼下的方向,会发现很有意思,它们朝着差不多的地方走。韩国计划到2027年设立250家上门主治医中心,把居家上门医疗和远程监测扩起来。中国在“十四五”规划里再次确认“9073”模式,也就是居家90%、社区7%、机构3%,并加大了对智慧养老平台的投入。背后的人口压力也在推着两国走。韩国65岁以上有993万人,占19.2%,正走向超高龄社会。中国60岁以上有2亿9,697万人,占21.1%,老年抚养比是22.5%,每4.4名青壮年要抚养一位老人。我并不认为哪一边的经验可以原样搬到另一边。但韩国较早走进超高龄社会,那些走得慢、走得痛的路,也许能给中国接下来五到十年的压缩式老龄化留一点参照。
书里还有一部分,是写给做产业的读者的,我写得很克制。居家生命体征监测、疗养医院在队列隔离中积累的感染管理流程、针对老年抑郁的数字疗法、大字号和语音界面这类照顾数字排斥的设计,都是疫情之后两国共同需要的东西。同时我也写了必须小心的地方,比如中国2023年施行的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老年健康数据可能被归入“重要数据”;地方政府的口号和实际的采购预算之间,常常有距离。这部分内容代替不了任何一家企业自己的判断,有具体打算的读者,请一定去问专业的顾问。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提醒:技术走到老人身边之前,要先想清楚他们需要什么。
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如果明天有一段时间,你不能去见你的父母,也不能让他们见到你,你手里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仍然感到自己没有被落下?教他们用视频通话,请邻居隔天敲一次门,和社区、机构的护理员保持联系,办法可能很小,但都不必等到下一次危机才开始准备。我想,所谓“一起老去的方法”,多半是从这些小事里长出来的。中国和韩国的老人,在疫情里走过的是不同的路,想要的却相差不远:被记得,被联系上,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7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章里有更完整的数据对照、两国机构与政策的比较表,以及关于居家照护与数字包容的更多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WIA Book的图书详情页看看: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下一章,我想换个更小的尺度,用同一天的24小时,陪首尔九老的78岁金老先生和上海浦东的75岁李老先生,从清晨体操走到深夜的视频通话。看看两位独居的老人,日子里有多少相同,又有多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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